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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小学，从“ㄅㄆㄇㄈ”
（bpmf）学起，听说读写“国语”
，本是天经地义之事，无须赘言。
然而中年级开始，校方定然因当局下令推行国语文教育而采取严厉手法禁止学生在校讲“方言”
（那时候没有“母语”
概念），违者处罚，或挨打或罚钱。
老师制作两块小木牌上书“不要讲方言”
，交给干部管理，若听到某人讲“方言”
即登记名字把牌子交给他，此人再去抓下一个违法者送出牌子，以此类推，放学前看牌子落在谁手上，此人需受重罚。
这种抓“替死鬼”
的儿童游戏本是逗趣的，但用在此处却引发反效果：其一，破坏孩子间的单纯情谊，人人变成支起耳朵“抓贼”
的密探，抓人与被抓者立刻从朋友变成仇敌；其二，处罚方式过于严苛，尤其罚钱一节，对家境困窘的乡下学童而言徒增惊恐，岂不害他回家被父母揍一顿；其三，严重斫伤孩子对母语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为什么不能讲在家中跟阿公阿嬷阿爸阿母讲的话？任何政策一旦以制造对立、仇敌为其推动之手段，必然遭到反扑，班上调皮男生在黑板上写“懒觉”
（音同闽南语“男生性器官”
）、“高塞”
（音同闽南语“狗屎”
），大声问：“这个怎么念啊？怎么念啊？”
引发哄堂大笑，接着大声念出：“懒觉懒觉，高塞高塞。”
挑衅地问：“我有讲方言吗？有吗？”
这个运动后来下架了，因为有其他更重要譬如“保密防谍”
运动必须推展。
然而，伤害已然造成。
我受命保管那两块木牌、登记违规者，变成受人讨厌的“间谍”
遭到欺负，此事较小，伤害乡下孩童的母语自尊心兹事体大，它埋下的心理阴影与憎恶根须直接连到后来社会上的各种对立，继而开花结果。
儿时这一段“类政治”
事件，影响我至深，我憎恨在自家社会里制造对立借以获利的人。
生长在偏乡无书环境，文学阅读经验苍白得可怜，国文课本成为最重要的养分来源。
1973年，九年义务教育施行第五年，我上初中。
新学期一开始，拿到的国文课本为我打开一个无法言说却似曾相识的曼妙世界；后来从齐邦媛老师《巨流河》书中述及七十年代曾兼任编译馆教科书组主任而得知，“改革派”
排除各方顽固势力之阻挠进行教科书改革，将过去充斥“党、政、军”
思维的文章拔掉，于1973年推出新版本国文教科书，我躬逢其盛念到这本具文学性的课本。
重点就在文学性，不论文言白话，纯真心灵受到文学启蒙的那种震撼只能用“天打雷劈”
形容。
严格说，我这一代受的仍是“党国教育”
余绪，而且用的是抽除台湾成分的“超现实主义”
养成法。
我们为了考试熟背的各省山川、气候、物产，没有一样在生活中看得到，却对看得到的本地生活、台湾历史一无所知。
我们被要求“继承”
一个从未见过、庞大到必须动用所有背诵能力与想象力才能浮现脑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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