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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谋生，歌星陈芬兰所唱《孤女的愿望》：“请借问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在讲繁华都市台北对叼去（哪里去）？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儿。”
是这一群离乡女儿的命运进行曲，她们是被牺牲的一代，把青春换算成工钱寄回家。
我家族中亦有亲人在行列中，她们走踏五十、六十年代台湾农村、漂流台北的故事，仍是我心中不忍掀开的感伤角落。
这已然成熟的社会风潮，使我在少女时期遭逢困境时，能够勇敢地追随众多年轻的阿姑、阿姨、阿姐脚步，到台北寻求解答。
殊不知，台北是一个会把“困境”
放大的地方——不独原先的困境未除又添了城乡差距产生的新困局，然而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在台北“发迹”
，对写作而言，不怕困境太大，只怕困境不够大。
我是愧疚的，与这一群“女工潮”
中年纪较小的相差仅十多岁的我，离乡为了“追寻自我”
——这四个字奢侈到令人想哭，而她们何止没有“自我”
概念，且视挣钱寄回家、挑家计是一桩天经地义的美德。
我也不禁觉得惊险，如果我早生五年，站在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这条“教育普及线”
之前的话，即使念完小学，即使成绩优异，以我的家境与当时乡下对待“长女”
的根深柢固观念，不可能拿钱让我补习考初中。
那么，坐火车过山洞到台北的我，看着太平洋边的龟山岛，唱的歌词绝对是：“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度日子。”
或许沾染了这群被改朝换代的时代转轮碾过的女性悲情，潜藏在内心深处，以致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般所说的“五年级生”
，刻度往前拨，自我认同属于“四年级生”
。
第三个是“文学启蒙”
。
我想岔出来说一说，我这一代共有的小学学习国语经验。
如前所述，我生于战后十六年的清贫农村，那是个欠缺知识积蓄的地方，除了因庙会而搬演的布袋戏、歌仔戏，寻常生活只有泥水没有墨水。
一个缺乏知识仓储、政经矿脉、乡绅贤达的贫村，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受哪一种统治，都是位在最低阶的，易言之，是政策推动得较彻底的地方。
在我之上，家中受到最高教育的是我父亲——小学毕业，三年在日据时期三年在光复后，但我从未听过他讲日语，村中无任何被一个政权殖民过五十年应有的“遗迹”
，这足以说明这些农人的心理评价，除了两三个日语发音的名字与专有名词，要不是老辈口中提及殖民时期所受之凶残对待，我完全无法相信日本人曾统治过这个农村。
这部分的空白，使得我北上成年之后，与某些同辈或前辈有明显落差——他们身上留有日本元素或成分，而我没有。
他们那么轻易地滑过种种政治或人道关卡，涌生对殖民岁月的缅怀，而我“继承”
小农村的悲愤情绪，很难与他们站在一起。
我是孤鸟。
早逝的父亲有一台唱机，数张闽南语“曲盘”
（黑胶唱片），有一首刘福助唱的《安童哥买菜》，逗趣嬉闹，深入脑海。
但没有日语、国语唱片。
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张只在除夕祭拜时放送的“北管曲盘”
，锣鼓喧天、二胡与唢呐齐鸣，奏出节庆的庄严与隆重，令我非常震撼。
这是颗种子，正如神案上祖先牌位“范阳”
与墓碑上“南靖”
是个线索一般，种子与线索潜伏在我的童年，等待萌发。
生活在农村里，只要会讲闽南语即绰绰有余，在我六岁进小学之前，没听过日语，也没人讲“国语”
——乡人称为“外省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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