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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及其豢养的骆驼与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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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曲折的，正如命运似一名脊椎侧弯患者必须不断复健一样，我们耗尽心力为了使人生平坦，结果却有可能更弯曲。
一切必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起。
八十年代开始那一年，我以《灶》获得第一届台大文学奖散文组第二名。
暑假过后，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
那一年是我生命中少数几个灿烂的年份，我仍记得自己像修道院的僧侣过着清朴的生活，却在精神上宛如刚登基的皇帝要好好整顿江山：知识给我健壮的内在体魄，文学给我翅牓，家教与寒暑假打工让我终于可以做到经济独立（开口向人要钱是我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即使是向自己的父母也让我难为情），美好的恋情也开始了。
我壮起胆子做梦，梦着别人不敢梦的梦，我记得自己旁若无人地伸展双臂走在椰林大道上，好似可以吞下整个天空。
这所大学给我的最宝贵礼物是对生命兴起一股壮志豪情与锻炼筑梦能力。
教育是一门让人发光的事业，使每个人自行开发潜能，琢磨成礼物，回献给社会。
就这一层而言，当年台大的艺文风气确实令人怀念。
我有幸遇到开明的师长，中文系叶庆炳主任、柯庆明老师及当年担任助教的李隆献老师，他们不因一张不漂亮的成绩单而拒绝一个申请转系的女生，愿意把眼光放在那一叠文稿上，看出这个学生正在做梦而给她一个机会。
让我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媒体与校园文学的关系。
如我们所知，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名列几大报的报纸副刊几乎不对外开放，肥沃的副刊疆土乃成名作家的御花园，连蚊子都是园内品种，一般市井小民很难攻入。
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后期大屯山城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秘密地玩着一种游戏：向《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每写好一篇，附上一信及回邮信封，投向那茫茫无边的大海，半个月后，那只回邮信封像穿梭于敌我两边天空、传递军情的鸽子，装着稿子回来了，里面没半句话交代——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对桌上积稿如山、不时还要安抚作家来电询问何日刊登的副刊老编来说，这种投稿十之八九是直接退掉的，光靠存稿，登一年都登不完。
然而，社会毕竟要往前走，杂草丛生里说不定藏有机会。
八十年代来了，它绝对是台湾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活力的阶段，《明道文艺》与《中央日报》合办的第一届台湾“学生文学奖”
是一块呼唤独角兽聚集的发光石，它让埋伏于校园内的种子兴奋地发芽。
1981年，我以《有情石》获得第一届台湾“学生文学奖”
大专散文第一名，记得是余光中老师颁奖给我，当时内心非常感动。
学生文学奖的开办间接也鼓动各大专院校举办校内文学奖，给学生一个舞台。
除此之外，各主要副刊也发挥敏锐嗅觉策划新主题，如《联副》“新人月”
刊登年轻的新人作品、《华副》刊登台大中文系“中文周”
得奖作品，让校园新秀有机会成为文坛新血。
获得学生文学奖，让我与《中央日报》副刊做了联结，台大中文系叶庆炳主任在古典根基上推动现代创作，与报社合作，透过“中文周”
刊登我也跟《华副》做了联结。
当一个社会积极活跃时，机会来得那么容易，然而当社会进入高速运转阶段，那些机会也可能稍纵即逝。
回到1983年夏天吧。
毕业典礼之后离开住了四年的宿舍之前，整理行李时心情重如铅块，毫无完成重要人生阶段的喜悦——那时我的字典里没有“喜悦”
两字，觉得这是给肤浅之人吃的长了蚂蚁的糖果。
几捆书中有一套《资治通鉴》，靠家教挣钱买的，原本拟定读书计划每日晨读，终究无法持续。
除了中文系本行，西洋经典名著伴我最久，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黑塞……他们茁壮了我，也陪我度过一段无法言说的黑暗岁月，疗愈心伤，却也留下对生命极度困惑的疤痕。
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有一行画了粗红线：“绝望的乐趣”
，这本差一点遗落在海边的书，曾整本湿透，书页上还留着污泥与水痕，与那张毕业证书同等珍贵，标示着通过某一种严苛的考验。
我的心跟四年前不一样了，尚未启程，却感觉此去的路必是飞沙走石的大漠气候，因这种预知而脚步更加沉重——产妇有“产后忧郁症”
，殊不知，毕业生也有“毕业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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