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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字济之，比董作宾小一岁，1896年生于湖北钟祥县，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赴美留学。
他先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渐渐对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专业，并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1929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小屯）出土器物初步分类情形，此次发掘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
蹲在地上工作者为李济
最初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后入清华大学任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大学五大导师。
作为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学者，1926年，李济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的序幕。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后，李济立即赴开封和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预测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
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相互接触交流的基础上，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做了三个方面的设定：
一、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二、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的计划并很快付诸实施。
在董作宾的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甲骨3000余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1931年，殷墟开始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
此时的发掘队员增加了不少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他们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殷墟遗址更多的了解走向田野。
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分为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且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发掘。
就在这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辨认版筑夯土的规律，这一点对古代建筑多是夯土结构而不是砖石结构的中国考古极其重要，它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9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开工现场。
后排为李济等发掘人员与冯玉祥派来保护出土文物与发掘人员安全的官兵
在发掘的五个区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让后代考古学者称道的是后岗村的发掘。
这个工地的主持者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次子，1904年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在美就读期间，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
为了解国内考古的具体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同时整理清华大学所藏的由李济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并写成专刊发表。
1930年夏季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并于同年秋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
其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
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便赴安阳殷墟主持后岗区的发掘。
由于梁思永是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学者，所以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上都比其他学者更胜一筹。
在发掘中，梁思永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按照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
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即“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堆积关系”
。
这个方法一直被后来的考古学者当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义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发掘本身，它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又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就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而言，梁思永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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