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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师、中山大学副教授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被聘为通讯员。
正在这个时候，他奉所长傅斯年之命赴安阳开始调查工作。
据李济回忆，1928年董作宾才30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天然的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
而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宾而不是派其他的学者赴安阳进行调查有两个简单的原因：其一，董作宾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
其二，董作宾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家或古物学家，但他头脑灵活，在学问的研究中富有热情而又有理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作宾于1928年8月12日到达安阳。
到达安阳后的董作宾首先访问了当地不少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以伪造甲骨但不认识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蓝葆光。
通过访问，他获得了大量关于甲骨盗掘、贩卖及贩卖渠道等情报。
之后，董作宾由一个向导带领来到了城西北的花园庄和小屯访问，据董作宾在报告中称：“花园庄有一私塾，塾师阎君金声，招待余等入舍，颇客气。
……余则私询儿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见，不敢言。
继有一儿，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残字，予给以当百铜元一枚。
他生皆窃出，归家取之，共得五六片。
阎君归，亦取来二三片，云是小儿捡得者，与钱二百，小儿欢跃以去。
由学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寻求甲骨出土地点。
经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妇，询曰：‘汝村中小儿女，曾有捡得田中龟版龙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将来，予买少许。
’妇曰：‘客或有之，姑少待。
’旋取出甲骨一盘，中有碎片数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赝品，付洋五毫。
顷刻间，男妇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环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时常来收买，能出高价，惟不要碎者。
今之小块，盖土人发掘时所弃，而为小儿女拾得者也，故贬价售之。
……以铜元十枚之酬金，请霍氏之子女为向导，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
地在洹水西岸，为一沙丘，与罗氏（振玉）所谓之棉田，张君所谓有禾稼之土迥异。
岂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证据者，一为新近土人所发掘之坑十，一为予在坑边捡得一无字之骨版也。”
通过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而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是必要的，且意义十分重大。
鉴于此情，董作宾立即向历史语言所写了报告，并拟定了初步发掘计划。
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后，极大胆且富创新精神的傅斯年非常惊喜，立即决定开始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经与中央研究院总部多次磋商，成功地得到了1000块银元的经费，这笔经费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正是凭着这笔经费，由董作宾组织的6名考古队员携带购买的测量、摄影及其他必需的物品，于1928年10月7日到达安阳，开始了对小屯的发掘。
这是继安特生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成功示范14年之后，由中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发掘。
这次发掘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殷墟考古史上的首次发掘，前后进行了24天，共发掘40个坑，揭露了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
董作宾作为这次发掘的负责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不少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上作为第一篇文章刊载。
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
，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著名的殷墟遗址铺平了道路。
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聘请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第二次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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