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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层叠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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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济率考古队于1929年10月7日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考古人员踌躇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举揭开商王朝的隐秘之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史语所“四巨头”
在发掘工地留影。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李光谟提供）
事件的大致起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发掘之初，曾与河南省政府商定，所获甲骨器物暂存安阳中学。
但考古队为研究方便，于第二次发掘之后，将部分甲骨和器物从安阳中学取出运回了北京。
这个消息很快被安阳中学校长报告给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深受旧的挖宝传统思想影响的何日章听罢大怒，立即将此事呈报给河南省督军韩复榘，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不利于李济等考古人员的坏话。
韩复榘本是个粗人，一听说河南地盘的宝贝被北京方面的来人拿走了，当场下令：“河南是咱们的地盘，要挖宝，不用他们，咱自己来。”
有了韩督军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很快率领一干人马杀奔安阳小屯开始挖掘起来，同时勒令李济等外省人“立即收摊回京，不准在此随便盗抢宝物”
。
如此一来，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成了盗宝者，而河南省博物馆的一干人马却成了捍卫真理的卫士。
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
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在僵持不下之时，争执双方各给自己的上司拍发电报，寻找支持。
李济宣布发掘暂停，考古人员就地待命，自己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将发生的具体情况向傅斯年做了汇报。
鉴于已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争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最后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呈请国民政府，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其继续保护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坏。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几条协议，大致内容是中央研究院在发掘的同时，应注意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所获古物双方共同拥有等，一场冲突遂告平息。
就在这段纠纷突起，中央和地方反复交涉的不短的时间内，李济见安阳殷墟无法正常工作，便移师山东济南，开始展开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城子崖遗址的最早发现者叫吴金鼎，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追随李济攻读人类学。
吴金鼎来自齐鲁大地，虽客居京城，但对自己的故乡仍一往情深，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文明之根。
就在1928年的时候，机会悄悄地向他走来了。
这年的暑假，吴金鼎回到故乡度假，为了实现梦中的理想，他利用闲暇，在山东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做考古调查。
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3—5米，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经仔细观察，他发现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
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开始沿着西、南两面的断崖进行多次调查，并在城子崖下层发现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
颇有意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
这个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很快，吴金鼎将这一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李济做了汇报。
恰在这时，安阳殷墟的发掘由于河南省政府特别是何日章等人的搅和而无法进行下去，当李济和董作宾从安阳返北京向傅斯年报告情况，途经济南时，顺便到龙山镇城子崖做了复查，并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如果实施发掘，收获一定不小。
在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迅速调集安阳殷墟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遗址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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