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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为此断言，后世流行的《左传》，是刘歆出于贬低今文的《公羊传》，为王莽篡汉提供历史根据的目的而与《周礼》一块捏造出来的。
到了清末，那个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的南海才子康有为，除全部继承了刘逢禄的论证外，进而从现行《左传》的来源、形成上再次证实其为伪书，还在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进一步断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是古文经全部是刘歆的伪作，故称为“伪经”
。
因为这些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为了弘扬孔子之道，必须摒弃刘歆之伪经。
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得名，康有为说得更加明白：“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
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伪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
……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康有为从多方面做了论证，全盘否定了传世的古文经传，从而动摇了现存的儒家经典。
尽管康有为在考辨古文经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武断现象，有些观点经不起推敲，甚至属于误断，但凭着康有为的名声，在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仍然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
这篇疑古的文章，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毁版的命运；在学术上，则直接影响了后世疑古辨伪风潮的兴起，直至引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
的产生。
1917年，27岁的胡适自美国学成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
授业之始，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的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采用“截断众流”
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
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
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胡适之所以丢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不讲，而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是因为他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持根本的怀疑态度，所以才有了“东周以上无史”
的讲法。
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时，已在北大读书并选修胡适课业的顾颉刚等听了他的将周宣王之前的历史全部抛弃不用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后，深表佩服。
据后来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后来，胡适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和辩论井田制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发表，给顾颉刚以深刻的触动和启迪，顾颉刚说：“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
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胡适留美时师从名教授杜威，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并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中，胡适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时从者云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他的旗帜引领下走上了这条道路。
正因为这个缘由，从1920年起，胡适与顾颉刚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顾颉刚开始按胡适的学术指导思想撰写《清代著作考》。
之后两人共同策划编辑《辨伪丛刊》，其间得到了学界名人钱玄同的赞同与响应，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并最终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
以胡适为主编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成员合影。
右起：陈垣、朱希祖、顾颉刚、胡适、马衡、沈兼士、徐炳昶
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书》《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
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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