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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王莽之后又过数百年，历经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西晋永嘉之乱，汉魏以来的文献典籍一再遭毁，无论是当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还是孔安国所献之书，都在一次次的兵燹中全部失传。
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书，称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再现。
此书一出，在朝野引起的震动远大于伏生、孔安国时代，因为它不仅包括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而且还多出了25篇“逸文”
，这些“逸文”
，就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者都未曾见过。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书中竟然还附有孔安国亲撰的序文和注释。
一时间，人们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心醉神迷，忘乎所以。
梅氏也因此而加官进爵，名声大噪。
然而，梅赜的所谓古文《尚书》，行文怪异，破绽百出，从一问世便有学者提出怀疑。
但在一片失去理智的鼓噪声中，这种怀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南宋初年，学者吴械的大胆诘问才引起社会关注。
吴械发现，梅氏的古文《尚书》中属西汉的今文《尚书》部分和增加的25篇“逸文”
，在文体上有很大差别，“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不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
，显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吴械的观点犹如平地惊雷，引发了一场关于梅氏古文《尚书》真伪的论战。
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吴械的是著名学者朱熹。
他通过对梅赜的本子进行认真考辨，得出了与吴械完全相同的结论，他说，孔壁所出《尚书》，如《大禹谟》《五子之歌》《泰誓》等皆平易，而伏生所学又皆难读，为什么伏生偏偏记得难读的，而容易的却不记得了呢？他指出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里的25篇“逸文”
是伪造的，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也是赝品。
吴、朱等人的考证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部当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的地位随之产生了动摇。
从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各代，对梅赜所献之书的辨伪便成为考据学家的热门课题，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伪《尚书》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大行其道。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经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不懈努力，这一伪书的真实面目才被彻底揭穿。
阎若璩在少年时便对梅氏所献书中所谓“逸文”
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成年以后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历史悬案搞个水落石出。
他前后花了20多年的时间，对梅氏所献本子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证，终于完成了一部给梅氏伪书下定论的著作——《古文尚书疏证》。
在这部书中，他列举了128条证据，令人信服地彻底戳穿了梅氏本的骗局。
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下列三点可证其伪：1.作伪者将先秦古籍中有关《尚书》的只言片语加以精心连缀，以成所谓“逸文”
，而阎若璩对这些“逸文”
的最初来源都一一查出。
2.作伪者又将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写《书序》中的若干标题，移植到25篇“逸文”
中，让人感到其来之有绪。
3.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伪者将伪文与伏生所传真文仔细掺和，并煞费苦心地伪造了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
这一高级赝品可谓机关算尽，但由于吴械、阎若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证明古文《尚书》确是晋人伪作，这场自两宋到清康熙年间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吴械、朱熹、阎若璩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并着手寻找证据考辨之时，今文经学派又开始了对《左传》《周礼》等先秦典籍真实性的长久怀疑。
在这个过程中，今文家怀着对最早提倡古文经学的西汉末年刘歆的嫉视，说他伪造了《左传》和《周礼》，同时还“遍伪群经”
，直至窜乱《史记》，罪名越来越严重。
经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学等今文家一路怀疑下来，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刘逢禄写成《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刘歆的所谓“伪造”
《左传》的劣迹给予了系统的揭发。
在刘逢禄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左氏春秋》的书，一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乃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始作俑者实为刘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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