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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学术精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
1923年2月，顾颉刚致书钱玄同，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
这封信于同年5月6日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标题发表时，顾颉刚又加了个按语，申明自己的主要观点：“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
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
。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
。
而钱玄同不但对顾颉刚的观点击节赞誉，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真是精当绝伦”
，而且在其后不久，索性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疑古玄同”
，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
与胡适、钱玄同等持不同观点的人，如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学者，则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对顾氏的观点进行了发难和尖锐的批判。
刘掞藜在其发表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中，认为“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
。
接下来，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从五个方面驳诘了顾颉刚的说法。
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则认为：“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
若尧舜之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
文中，胡堇人重点驳斥了顾颉刚关于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的说法。
如顾颉刚据《说文》禹字训为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而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胡堇人则斥为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面对胡堇人、刘掞藜等人的责难，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很快声言放弃“禹是一条虫”
的断语，同时有保留地宣称这只是一个假定，“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
。
尽管如此，“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
的传言在社会上还是不胫而走，反对者以此为讽刺揶揄的口实，旁观者甚或赞同者也常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包括鲁迅在小说中的挖苦与嘲讽。
学术界围绕着这一提法的喧嚣，使顾颉刚颇感惆怅和无奈。
随着讨论的不断展开，顾颉刚的思想也不断地变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又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这四条原则，可谓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假说的延伸和发展。
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书影。
尽管学术界有不同声音，鲁迅曾讥讽顾氏的《古史辨》，就是“把历史辨成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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