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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种族偏见、价值偏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见解，他于1953年在《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讲到，“在20年代初，即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那个短暂的时期以来，知识界有很重要的一伙人自称是疑古派。
这些不可知论者怀疑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声称所谓的殷代不管包括什么内涵，仍然处在石器时代。
这些疑古派，多数都曾受业于名人章炳麟门下，而在那个文艺复兴的浪潮里却又造了他们老师的反，但是积极的贡献并不多。
然而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科学考古学。
尽管科学考古学后来证明，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学生都错了。
……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
……事实上，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新发现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
，由此“重新肯定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实性”
。
当然，对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满信心者，并非肇始于安阳甲骨文的发现，事实上，继司马迁之后一直大有人在。
唐朝的著名学者张守节在他的《史记正义》中，就曾认为中华文明确从黄帝开始，并推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共2413年，即黄帝纪元的始年为公元前2510年。
张守节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唐代之后1000多年来许多政治家和治史学者的认同，只是在年代坐标上做了不同的修订。
如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为了表示与清朝划清界限，便在于日本东京创办的《民报》上，改用从黄帝开始的纪年。
根据东京历史学家的推算，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2698年，以此下推，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定为“中国开国纪元4603年”
，并在首页印制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
画像。
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将1911年定为黄帝4609年。
通电发出后，由于孙中山的威望，这一纪年方法为多数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响应，多数报刊纷纷改用新的纪元方法。
在举国上下一片改天换地的欢呼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如江苏的当权者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的推算，坚持认为1911年应为黄帝4402年，民国元年应为这个数字，于是江苏的报纸采用了自己推算的纪年，比“法定”
纪年晚了207年。
另外有一位叫黄藻的历史学者编辑了一本叫作《黄帝魂》的书，此书初版于1903年，之后又多次修订再版，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刊出由其他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将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22年，比“法定”
纪元又早了13年。
由此可见，历代政治家、学者在对史料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存在着研究方法的不同，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难以达成共识。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帝纪元最终宣告流产。
黄帝陵
尽管孙中山倡导的黄帝纪元没有得以全面而长期地施行，但中国的纪年问题作为一个情结始终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难以释怀。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国展现出青春的光芒和辉煌的前景。
在这样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对历史的挚爱和对古代文明的追索也越发变得强烈和执着。
1995年1月2日，学者袁晓园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疾呼史学界勘定黄帝纪年作为中国的开国纪年。
袁晓园在文中写道：
近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呈现出空前的兴隆昌盛。
文化界也追始溯源，弘扬我们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并兴起一股“炎黄文化”
热潮，有“炎黄文化研究会”
的成立，《炎黄春秋》杂志的出版，以及“炎黄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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