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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延绵不绝的文明滋养、哺育之下，才培养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才使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以坚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创造力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民族，在年代学研究方面，近世的成果却远远落后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
而最大的缺憾则是自司马迁开始就未能建立起中国古代文明从形成特色到走向繁荣的最为重要的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
继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位伟大的史学之父所作的《史记》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以及其他人所著的《书》《礼》等古代文献记录，或信，或疑，或释，或者从根本上给予否定，这种彼此歧异的论争一直延续到现代都未曾停止。
如现代史学巨擘郭沫若在1929年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
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五帝、夏朝全部视为传说，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后用问号表示怀疑，将夏代遗迹统统视为假设。
而在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督编的权威性的《辞海》后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
中，将中国古代确切纪年的起始年定为同《史记》记载一样的西周共和元年。
还有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所列的一张“世界古代史比较表”
中，在公元前21世纪栏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
八个字，在公元前17世纪栏内有“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八字。
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列的“五帝”
被弃之未用。
或许，正是中国学术界自己对本民族古代历史纪年的迷茫和纷乱，才导致了日本人“尧舜禹抹杀论”
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认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2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3]就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
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斯塔尔等人编著，于196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宣称：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晚于美索不达米亚，且是受后者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公元前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
中国古代文明在商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商朝的年代为公元前1523—前1027年，安阳地区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证。
与斯塔尔等人观点相同的英国人罗伯兹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称，中国古代的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4万平方英里[4]的地域，比英国今天的面积还小。
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公元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
罗伯兹还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学术界）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
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
安阳殷墟出土的带有卜辞的卜骨
对于外国人的这些观点，大多数中华民族子孙当然无法认同。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考古学家尹达就对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了驳斥。
而另一位考古学大师李济对西方人的种族偏见、价值偏见给予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他曾在自己的讲演中说道，“譬如讲到（中国的）年代，西洋人在选择两个可能的年代时，总要偏向较晚的一个”
。
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考古学家董作宾定在公元前1111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一笔抹杀了较早的公元前1111年”
。
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问题上，他们也是这样，“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和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随意安排”
。
在安阳出土的青铜刀问题上，“一些美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铜刀子与北方的有关系，而在时代上，中国的比西伯利亚的晚。
我相信这是他们把武王伐纣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主要依据。
把中国拉下几十年，再把西伯利亚提早几十年，于是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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