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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
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了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
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
王国维的存在，我本来早就知道。
在他生前，我读过他的一部《宋元戏曲考》，虽然佩服他的治学方法的坚实和创获的丰富，但并没有去追求过他的全部。
他在中国古代史上，在甲骨文字的解释上，竟已经建树了那样划时代的不朽的伟业，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对于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
那书的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仅内容充实，前所未有而文笔美畅，声光灿然，真正是令人神往。
再有是这《殷虚书契考释》在文库所藏的是初版（一九一五年），是王国维手写影印的，和增订版略有不同。
当我读到这初版的时候，我不禁起了这样的怀疑：这样的有条理、极合乎科学律令的书，会是罗振玉的著作吗？它的真正的作者不可能就是王国维吗？罗振玉自己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九一〇年），相隔仅仅五年，而两书之间是丝毫也找不出条贯性来的。
这个怀疑不久我便证实了，原来是罗振玉花了三百元，买了王国维的著作权并著作者的名誉。
王国维在东京学派的那一群人中，虽然不甚被重视，但和东京学派对立的西京学派，却是把他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的。
他们有着一个“观堂学会”
，每年五月三日王国维的忌辰，是要开会纪念的。
那态度似乎比国内的王氏弟子们还要来得虔诚。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之下茁壮了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
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都有过密切的交游。
《观堂集林》（卷二十四）里面有好些诗是叙述着这些往事的。
请看那《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的一首吧，一开首便说“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立东海东，……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
，可见作者对于狩野的相当器重。
中间又说到“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
，春明坊便是王国维在京都的住处，他们彼此之间在学术上的接触，在这诗里是坦白地陈述着的。
再请看他那《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吧，那是王国维回上海之后，在内藤湖南到中国来游历时做来送他的诗。
中间叙述到在京都时钻研《卜辞》和有所收获的情形，而称许了内藤对于王氏学说的推挽，所谓“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
，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负和对于内藤评价的分寸。
西京学派就这样在王国维的影响下，他们才脱出了宋、明旧汉学的窠臼而逐渐地知道了对于清代朴学的尊重。
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之内却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后填补起来了。
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
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
在这些书籍之外，我连带的还读到其他的东西，我读过安德生的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也读到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
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
因此关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我也广泛地涉猎了一些。
这些努力便使我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的那一篇，文章的末尾虽然写着“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脱稿”
，但大体上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已经基本完成。
只是我的社会研究逐渐移向到文化研究的阶段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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