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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也改变了很多，带头开展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不再固执地坚持己见。
每次见到张利华，他不好意思道歉，就笑一笑，用这种方式来缓和关系。
到了2002年年底，徐直军受任正非委托，召开了手机立项讨论会，张利华面向华为高层，从容地做了手机立项的汇报。
任正非听完，表情非常平和，缓缓地对当时华为财务副总裁纪平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纪平，拿出10个亿来做手机。”
看看，大老板就是厉害，直接拿了10个“小目标”
来做这件事。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2002年华为处于深冬，公司的净利润也就十个亿，任正非这次真的想好要做手机了，他将这一年的全部净利润押上做预算，放手一搏。
这就是华为令竞争对手胆寒之处，要做一个新产品，华为会押上全部去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像很多公司小打小闹地先小投入试一试，而浅尝辄止的尝试心态往往做不好产品。
第二句话就是：“为什么中兴G**手机没有做好，亏损了好几年，你们要想清楚。
做手机跟做系统设备不一样，做法和打法都不同，华为公司要专门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独立运作！”
华为手机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就这么简短。
2003年年初，华为成立了手机事业部，做出的第一部功能机叫D208，开模模具花了26.8万。
看到这个数字就知道，模具这么便宜，能造出什么好手机来？任正非看到样机，怒而摔之，说，这破玩意儿真丢华为的人，重新开模，重新生产！
出师不利，是因为对华为来说做手机相当于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原来是toB的，现在要toC，确实是缺少积累。
所以，华为走了一条过渡路线，先给运营商做定制机，积累做低端贴牌功能机的研发。
但是这并不符合任正非对华为手机的定位。
在任正非心目中，做中高端机型才能在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展开布局。
2003—2008年，华为手机事业部一直不温不火，就连华为自己的员工也不愿意用华为手机，因为太低端了，以至任正非考虑要把它卖掉。
接下来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郑宝用力排众议，说不可以卖掉，如果华为放弃终端，就放弃了华为的未来。
就这样又熬了两三年，华为手机业务还是马马虎虎。
任正非一看，这样不行啊，再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华为手机事业部非黄不可。
于是他拿出了王牌措施——动干部。
2011年，任正非把华为无线事业部的老大余承东调过来主管手机业务。
余承东的出现，是华为整个手机事业的拐点。
无线事业部是华为的核心部门，在这个地方待过的人被视为华为的嫡系部队。
有人就犯嘀咕，余承东一个搞技术的，空降到手机部门来，能干点儿什么啊？他们没想到，余承东，人称“余大嘴”
，特别能说，特别敢说，做人很猛。
没多久，余承东就直接砍掉了华为将近3000万部低端手机和功能机，放弃为运营商做嫁衣，自己开始搞智能手机。
这个做法震惊了所有人。
大家觉得余承东疯了。
余承东的大胆策略后来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说华为一举解除了与运营商捆绑的风险，但当时余承东遭受了很多的批评。
安徽人余承东胆子大。
他有三个特征，就是性子直、嘴巴大、脸皮厚。
据说刚开始入职的时候，他就敢拿别人的座机打给任正非，说：“老板，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叫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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