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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成为南京中央大学名师。
1949年，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
同年8月，他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离粤赴港。
同年10月，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他应钱穆之邀，会同张丕介等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后改为日校，并将校名改为“新亚书院”
，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
之意。
唐君毅受聘为该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
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课外，还多方邀请文化学术界名流任教，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
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世所钦佩。
后来终于得到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唐君毅对新亚书院倾尽了全力，为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作为创始人之一，办学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弘扬中华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
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神。
为此，唐君毅所写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希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
唐君毅主张办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
正因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
，唐君毅为“亚圣”
。
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
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执着态度，以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弘扬中国文化。
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呕心沥血，专志于新亚书院的建设与发展。
1963年9月，为满足香港社会的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其他教学机构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
。
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因此，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才得以保持。
然而，中大成立后不久，其办学理念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
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矛盾，日渐加深。
其间，钱穆因不满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去世。
这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
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
为此，唐君毅就以新亚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带领新亚脱离了中文大学，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唐君毅尽管处境艰迫，却能外抗尘俗，专志宏道育人，内而奋发励学笔耕。
他承“新儒家”
一脉，沿“返本开新”
之途，予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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