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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孔安国注:“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
羲、和是重、黎之后,而重、黎是著名的司天地的巫祝,那么羲、和必定也都属于巫阶层的人物。
我们将《尧典》与观射父对祭祀的论述结合起来就清楚了,既然祭祀是社稷的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和人民物质生活(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的维系,那么“敬授民时”
,为确定日祭、月享、时类、岁祀的时间而制定历法,“历象日月星辰”
,理所应当是神权政治下政府职能的重中之重。
接着,尧派员到四方观测分至日及相关星相,视察风土,调查人民和鸟兽的生活、繁殖状况,显然也与为祭祀准备牺牲和人力有关。
以前学者通常把尧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与农业生产直接联系起来,以为观象授时就是为了使农事不失农时,就是没有从神权政治和灵知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将巫时代的尧赋予了现代人的思想。
如果仅仅是为了不失农时,身为天子的尧是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将之列为执政的第一要务的。
真正的原因是,这关系到与天地鬼神沟通的头等大事——祭祀。
而祭祀带来诸神、祖先、上帝的赐福,这才是国家、人民生存、繁荣以及死后升天的关键。
《尧典》对祭祀的重视,与《薄伽梵歌》所阐述的祭祀对灵知型文明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是一致的。
考古发掘证实了《尧典》之所说绝非虚构。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可能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考古报告称其“面积约1400平方米,是迄今发掘出的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集观象与祭祀等功能于一体”
。
整座建筑为三层台基,推测为祭祀功能的半月台位于第二层,观象功能的夯土测柱位于第三层。
关于夯土测柱,报告说:“上层台基夯土挡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有一道夯土测柱,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宽1.25米、残深2.7米。
夯土质地坚硬,密实度1.6t立方米。
揭露部分夯土观测柱自东偏北方与第三道夯土挡土墙同起,向南以11个夯土柱排列成圆弧形,第11个夯土柱与第一道夯土墙相连接,继续向西延伸。
夯土柱之间有10道缝,宽15—20厘米。
各缝中心延长线向内交汇于圆心,向外与崇山山脉上的一个山峰相连。
这10道缝中心延长线方向角在74度—139.5度之间,张角为67度,每两个缝之间的夹角为7—8度,是圆弧48边形等分得到夹角7.5度的误差结果。
将夯土柱间观察缝编号由南向北逆时针排序,编号为1号—10号缝。
东2号缝长1.2米、宽0.25米。
去年12月22日冬至实地模拟观测证明该缝为冬至日出观测缝。
东3号缝长1.3、宽0.2米。
1月21日大寒实地模拟观测此缝为大寒日观测缝。”
据测定,这座建筑的相对年代约当陶寺文化中期,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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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这座兼具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三层土台,不但为我们对《尧典》的解读提供了实物证据,也进一步证实了史前巫文化时代确实存在。
通过观象—授时—祭祀这样一个程序,巫的意识形态、“通天手段”
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资源整合起来,由此整个社会成了“通天之路”
的组成部分,而不同社会阶层所履行的各类社会职责,也被按上了诸神的手印,成为不同种类的祭祀牺牲。
李泽厚先生于《说巫史传统》一文中也指出,“礼”
来源于“巫”
,正是祭祀制度的确定和传承造成了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夫妇、长幼、上下之伦纪纲常,而仁义忠信之“德”
则来自“巫”
的修炼传统和情理交融并兼信仰的祭祀行为。
由祭礼产生、统管的各种名分、制度、习俗都具有超人间的神圣性,礼制中的“名”
不只是事物的名称,也是天地的法规、神圣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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