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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河姆渡文化日鸟图像的解释，至少在最关键的两点上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
首先，图像中总是将日与鸟密切结合在一起，这种以鸟作为太阳运行方位象征的做法无疑来源于古老的金乌负日的观念。
然而，河姆渡文化的三组日鸟图像其实并不仅仅表现了运日的鸟，它的真正目的则在于体现了太阳运行至东、西两方或东、西、南、北四方的方位概念。
其次，四方主四时的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古人对太阳于一年中运行方位的变化早有了解，春分与秋分日出正东，日没正西；夏至日行极北，其后南移；冬至日行极南，其后北归，所以二分二至各主东、西、南、北。
《尚书·尧典》以分至四神分居四方之极，掌管四时。
商代甲骨文至汉代的文献也明确反映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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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印第安及东北亚古代遗物上的日鸟图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传统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一个更大的全球性史前雅利安文化圈的遗产。
冯时先生随后的发现为我们的推论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冯先生在北美洲印第安新石器时代的陶盘，即著名的普韦布洛刻盘上找到了与河姆渡文化陶豆上一样的四鸟运日图像。
东北亚雅库特银鞭柄、东北亚图瓦皮壶上也出现了具有相同含义的图像。
此外，这个灵知天文符号还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战国至西汉的铜鼓图像上。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出现的双翼太阳图像，作为金乌负日神话的另一种更原始、朴素的表现，与西亚巴比伦、亚述浮雕上的有翼太阳似乎也完全可以联系起来。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无疑也属于这一古老的灵知传统。
该器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系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
图案可分内外两层。
内层图案的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牙状弧形旋转纹，呈顺时针排列，应为旋涡形太阳纹。
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振翼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
整个图案动感十足，将金乌负日的主题表现得神奇绚丽，淋漓尽致。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应该也是具有同一象征意义的礼器。
金沙文化直接传承于三星堆文化，两处遗址里都发现了众多的表现鸟和羽人的美术品。
尤其是三星堆，除了青铜人面鸟身像，还有各类造型丰富的铜鸟，几乎像是《山海经》里那个神鸟世界的复制。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人头像，鹰鼻方面，羽冠飞扬，与三星堆青铜人面鸟身像的头部造型一模一样，都是方面玄鸟、伏羲之佐句芒的形象。
而三星堆文化，如前所考，与印度河的史前韦陀文化血脉相通。
作为一个灵知符号，金乌负日的图像在远古世界似乎无处不在。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欧亚大草原到南亚大陆，时间跨度如此之久远，空间跨度如此之广大，可能的解释是，一个不断流动扩张、不断融合互渗的超级文明圈确实存在于史前的迷雾之中。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左）；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右）
总结一下，在华夏神话体系里的伏羲，根据其所居之地，可以分为原始混沌大水里的创世神太一伏羲、北极星上的众神之主少皞伏羲以及主宰太阳的太皞伏羲，分别对应于韦陀神话体系中至尊人格主神毗湿奴的不同分身：原因海（或胎藏海）毗湿奴、北极星上的乳海毗湿奴和太阳的主宰神那罗衍那。
除了创世之神伏羲、原因海（或胎藏海）毗湿奴的坐驾是巨蛇、龙，其余两个居于宇宙星体之上的毗湿奴、伏羲的分身都以神鸟、凤为坐驾，由此缥缈难征的灵知神话进入可见的宇宙空间，并与可以进行实际观测的灵知天文结合，产生了各种神秘的灵知象征符号，例如日鸟图纹、鹰猪神徽。
在华夏灵知体系里，神话与天文结合的表现方式尤为突出，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神话甚至逐渐被遗忘或删除，只剩下抽象神秘的灵知天文象征符号，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不解之谜。
这种情况，似乎与人格神信仰的衰退有关。
关于龙、凤之来源，华裔东方学学者谭中教授也指出了其中之印度因素。
他认为龙乃印度“龙王蛇沙”
之转化与变形，其威力无比、变化多端的特征与汉语符号里的“龙”
正相符合。
至于凤，他引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说到这“神鸟”
是“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见则天下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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