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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自我实现”
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
指代“利益化时代”
和“个人利益化时代”
,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
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
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
的“大我”
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
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地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
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
时期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
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如20世纪后期中国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
,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
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
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
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
“富起来”
“GDP翻两番”
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
),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
这可能轻忽人们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
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
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仍频。
如秦晖在《群己权界》[37]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
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
,差不多是性解放、堕胎权、同性恋、反宗教、纵欲主义文化的啦啦队。
相比之下,后者(美国共和党等)在文化上很像“群体派”
,最厌恶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举止乖张,一直重视家庭、国家、宗教的传统凝聚功能;在经济上倒是“个人派”
,醉心于私有制,崇尚个人奋斗,最反感工会、高福利、国有企业这些妨碍市场自由的恶政。
一旦气不顺,忍不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就乱扣政治帽子,把总统画成头戴红五星、身着绿军装的红色领袖。
至于穷人,没人说不该去帮。
只是在左派看来,这属于公共领域,应通过公权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来,这属于私人领域,只能依靠爱心个体的志愿慈善—不少华尔街富豪确实也愿意慷慨解囊。
秦晖似乎认为,这种左右两派的相互错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种较好的自然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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