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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
后的“自学热”
、“艺术热”
乃至“家具热”
——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
湖南著名的“幸福团”
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
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
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
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
，即表现为对“文革”
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
“文革”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
说难以解释的。
他倡导“继续革命”
和“造反有理”
，“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
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
精神得到政策鼓励。
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
留下了活口。
回**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
，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
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
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
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
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
的反对，也不同于一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
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
遇罗克、李一哲、杨曝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
状态，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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