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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
状态，从“文革”
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
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
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
这些说法不无道理。
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
俄国叶卡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
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
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
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
“文革”
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
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
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
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
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
工人们或农民们髙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曰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
作为“文革”
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
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也许，这种“后文革”
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
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
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对“官僚主义阶级”
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一九六七年文）。
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
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
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
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人了国家机器。
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
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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