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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像毛泽东逝世这种结束“文革”
的重要契机，如果离开了全局各方深刻的挤压、博弈以及演化，那么很可能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偶然，而非制度变革的必然。
不仅如此，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
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
和“小化肥”
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全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研发和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
大势已去。
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
，矛头直指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巳多见。
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
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
》，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
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
，表现为对“文革”
的硬抵抗。
在“文革”
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
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
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
胡耀邦后来成为“民主”
的党内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人道主义”
的党内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
，表现为对“文革”
的软抵抗。
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
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
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
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
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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