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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好的时候，坏君坏臣也会办好事；大势不好的时候，好君好臣也会办坏事。
王尧：有人担心，注重生态会不会回到地理决定论？
韩少功：任何“决定论”
都是片面的、单元的、机械的，比如地理决定论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地理的反作用。
我在印度的时候，发现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鸟，就像走进了动物园。
他们的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要比中国好得多。
要说原因很简单：印度宗教强大，教徒们不杀生，连苍蝇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国人那么好吃，连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
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许，印度教以及佛教最开始都是对天灾或者人祸的文化反应，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被迫调整，但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反过来发生各种影响，包括发生对生态的影响。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历史不仅仅要谈生态，也要谈别的，谈复杂的因果网络。
中国科举制的对外出口
王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也是制约我们现代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
现在看来，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重新确立。
细想一下，如何看中国，如何看世界，其实一直是个问题。
如同不可能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现在也不可能冋到传统，但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可以从对文化典籍的重新理解开始。
在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创新再造，肯定不是模仿照搬，需要打掉一些麻木的心理。
一个民族连读书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有点可悲了当年鲁迅说不读古书有特定原因。
韩少功：那一代人古书读得很好，也用得很好。
他们对同民的积弱积愚有切肤之痛，有时说一些过头话，完全可以理解。
但鲁迅、胡适等人的国学底蕴使他们超出常人，包括对西方文化有更多洞见，却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了的。
王尧：与西方传统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上有差异，有话语体系的不同，但它们都是对世界性问题的把握。
韩少功：就像太阳的光可以投射到水面上，也可以投射到土墙上。
你觉得水面上与土墙上的太阳光是多么不同，形状是多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对同一种太阳光的不同反射而已。
王尧：这个比喻很恰当。
韩少功：各个人类共同体出于不同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经验，会有不同的知识重点，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但都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
你不能说水面上的阳光才是阳光，其他阳光就不是阳光。
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某些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卑情结做出必要反省。
这不是要当什么国粹派，也不是要与西方争个平起平坐，而是要恰如其分地来诊断社会与人生，包括诊断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
王尧：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制度，但它又不是那样简单的。
如果科举制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今天的高考可能早就要废止了。
现在公开选拔干部也要考试，还是吸收了过去取士的一些方法。
韩少功：我在法国参观拿破仑纪念馆。
讲解员对我说，拿破仑法典从中国学来了很多东西，包括借助科举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体制。
欧洲以前是贵族世袭制，一个人当官，得有门第。
比较而言，那是家族主义，不像中国这样个人主义：只要个人奋斗，就可能考上一个官。
从另一方面说，欧洲搞的是阶级主义，不像中国这样，差不多是全民主义：官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有利于政府最广泛地网罗人才和凝聚经验。
应该说，这样一种制度，从汉代发端，到隋、唐两代定型成熟，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
被拿破仑拿到欧洲去以后，与他们传统的民主相结合，便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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