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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你觉得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正在产生吗？
韩少功：至少是大有希望吧？我以前喜欢一些英国学者，比方弗雷泽和汤因比。
他们是“日不落帝国”
的学者，有航海越洋的条件，可以到各个殖民地去游历，在西方学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识的。
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可能受到帝国扩张政策的鼓励，研究的结果却引导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导出文化相对主义，还有生态学、文化学一类新的知识领域，对西方中心论实际上给予了最初的动摇，与摩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不一样。
法国的布罗代尔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一点生态学和文化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
他写资本主义史，首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写起，从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写起，甚至从物种、家具、疾病写起。
你可能觉得他写得有点琐碎，但他推导出来的结论很有力量，也往往让人吃惊。
比方说他很重视人口数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里，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详细考察论证。
人口当然是构成广义生态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学者们注意。
比方说文景之治、中兴之治、贞观之治，都有战乱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背景，人地紧张关系大为缓解是这些“盛世”
的基础。
又比方我们常说中国人性保守。
但《诗经》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时候恋爱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经”
，差不多是最高指示。
为什么后来出现男女大防？诸多原因之中，人口剧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条。
清政府“摊丁入亩”
，废了人丁税，大家不需要瞒报人口了，统计人口数便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到了四亿多，其实可能只是以前瞒报的部分浮出水面。
这个数字至少是欧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十多倍。
到处都人满为患了，加上从西北地区开始的生态恶化，把玉米这些山地作物引进中国也不够吃了，你还让大家成天**怎么得了？《国语》里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强国，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
，便鼓励臣民们“**泱”
，证明了人口与风化之间的关系。
而宋代以后日益森严的男女大防，不但有巩固家族制的意义，也可说是当时的避孕术，是不得已的节制生育运动。
当时没有避孕药和**呵。
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王尧：黑死病、伤寒症等成了最大灾难，造成了一次次人口大减，很多地方十室九空，几乎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韩少功：对，欧洲的人口压力较轻，缺乏农耕社会里普遍的植物知识和中草药知识，死亡率总是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相对鼓励爱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
基督教主张节欲，但也严厉反对堕胎，还严厉压制同性恋这种“开花不结果”
的行为，在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拉去一个个杀头，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
以至后来不少同性恋者，常常有一种反基督教专制的叛逆色彩。
王尧：一种文化的生成和延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恩格斯曾经以中世纪为例，批评了历史是简单中断的观点。
韩少功：不了解当时的生态，包括人口、物种、地理等等情况，很可能就冒道德主义的虚火，说传统礼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为，纯粹是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幸福日子。
这种指责是一种最偷懒的解释。
历史上有没有坏人？当然有。
但从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来看，个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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