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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还是这样,部长以上的官员靠政治任命,靠选举轮换,但副部长以下的官员是终身制的公务员,是超党派的,是面向全民考举录用的。
我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在政治上只看到他们“德先生”
当家,只看到一个民主选举,看不到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更看不到西方考举与中国科举的关系,倒是把科举骂了个狗血淋头。
当然,该不该骂呢?该骂。
问题是该怎么骂,该骂什么。
一个制度的功能,是在一系列配置条件下发生的,条件变了,功能也就变了。
科举在中国由合理变得不合理,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王尧:民主制与奴隶制脱钩,出现后来的制度演变,在西方历史上也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韩少功:中国最早有了纸张和活字印刷,所以出版发达,教育发达,读书人太多。
“士农丁商”
,“士”
是指儒十和文士,不是欧洲以及日本那种武士,那种军事贵族。
战国时代的读书人还追求“六艺”
,其中包括射箭和骑马,是文武兼备的,与欧洲以及日本的武士有点像。
到后来就像史学家雷宗海所说的“文弱化”
了,“十年寒窗”
呀,“一心只读圣贤书”
呀,就是戏曲里那些白面书生,除了想做官,就是与小姐眉来眼去地谈爰。
这么多读书人都要科举,开始还让皇帝高兴,说天下人才都被我网罗了呵;后来又让皇帝们头痛,因为没有这么多编制,即便设置了好些“员外”
,相当于编外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巡视员或者调研员,还是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读书人。
八股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早期的考生可以做诗,考官判分也有较大的主观裁量权。
但考生太多了以后,不制定一个八股,不搞出一个模式和程式,就没有统一的和机械的判分标准,就不大容易防止考官舞弊和加大淘汰力度。
王尧:现在考生太多,为了提高效率和判卷公正,考题也越来越格式化,有统一题库,有标准答案。
韩少功:官僚队伍日益庞大也是这样来的。
皇帝怕读书人去帮助农民造反,尽量把他们往官场里收容吧,但官员太多了以后,没有足够的税收来养,于是薪水越来越低,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贪污受贿搜刮民财。
皇帝知道大家俸银太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员太多了以后,还必然压制工商业,靠行政特权来与其他精英争夺资源和社会主导权。
布罗代尔谈到城市的时候,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大城市大多是工商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纽约等等,过去不是行政首都,相当一部分至今也没有成为行政首都。
连日本也是这样,原来的首都在京都,比江户、大阪要小得多,移都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是后来的事情。
这与中国很不一样。
中同的大都市从来都是官城,长安呵,开封呵,北京呵,都是国家或行省的首都,主要居民是官员,加上准备当官的士,加上官场退休的绅,还有一点附属的生活服务系统。
这种“官城”
的历史和格局,就是中国缺乏工商传统和强大市民阶层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官本位”
的象征。
王尧:学而优则仕,精英都往官场里挤。
韩少功:官僚机构膨胀一直是中闻的老大难,是个割了又长的毒瘤,是个大泥潭,不管什么政权和制度最终都陷在里面。
儿天前的报上说,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技工非常缺乏,薪水都提到部门经理的水平了,有些岗位还是找不到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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