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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位。
一个世纪以来，最早是“君”
的这一块烂掉了，就是说官场腐败了，但问题还不算太大。
现在腐败向下扩展到“亲”
和“师”
，即家庭与学校这两个基础性结构，这就烂到根子上了。
社会改革遇到了文化障碍
王尧：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均衡发展开始遭遇到种种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像八十年代初那样具有共识。
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想象不够用了。
所以，八十年代进人九十年代的方式也在知识分子的想象之外。
由于文化激进主义的出现，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缺少虔诚和敬畏的心情。
但是还是有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立足本土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
譬如“寻根文学”
思潮的产生。
在这里，我想提到你对“文化寻根”
的认识。
现在的文学史几乎有一个定论：韩少功是“寻根文学”
的倡导者。
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已经讲过无数次。
你认为“文化寻根”
与自己有些关系，但从来不用这个口号，寻根只是你考虑的问题之一，而不是全部。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进人这一问题的。
韩少功：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已经遇到了文化障碍。
我读大学时参加过一次学潮。
但我在学潮中发现叛逆者与压制者有共同的文化积习。
有两件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是“革命行动”
；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
你完全可以看出，所谓民主派青年的脑子里还是个“官本位”
，把官权是很当回事的。
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常常正是他们正在追求的东西。
政治对立的后面有文化上的同根和同构。
我对此感到困惑，怀疑一场政治手术能否解决这样的文化慢性病。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样，把人仅仅看作是政治的人，还必须把人看作文化的人。
王尧：这是个重要的变化，一些现代化的想象开始有调整和修正，是后来在文学上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开始。
周作人说他心中有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这百年来，许多中网人心中也有两个鬼，政治鬼与文化鬼。
韩少功：“寻根”
跟我的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考虑到这一层的远不是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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