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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捷径甚至是投靠权力或者资本。
在批判“文革”
中重建起来的社会公正及其道德标准，再次受到新的威胁。
到九十年代前期，连“道德”
、“精神”
、“理想”
这些词在文学界都几成人民公敌，一有提及便必遭围攻，一些官方机关报也参与其中，现在想起来小能不让人有些感慨。
一个健康的社会，对弱者应该多强凋权利，对强者应该多强调责任。
当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一哄而起唾弃道德责任的时候，就有些邪门了。
王尧：人们抵达人性这个价值核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出现分化，实际上也由这个价值核心开始。
在一个文化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在社会中减弱，传统价值观念通常会被颠覆，伦理秩序的重建在中国可能还要有段时间，如同法制建设一样。
韩少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的制衡，个人主义在这片土壤里很快就成了利己主义，排除了个人的尊严、由、道德甚至功名这样一些精神因素，只剩下肉体欲望，比方说为了五块钱就可以下跪，为了五十块钱就可以杀人。
以前老百姓至少还讲点因果报应吧？现在一个个村的在党支部领导下做假药，做假酒，谋财害命，心安理得。
也不怕雷公电母了。
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宗教为支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是以宗教为支撑的。
在个人利欲后面，在达尔文、亚当·斯密、霍布斯、尼采、弗洛伊德的后面，有德国人韦伯说的那种“新教伦理”
，有那种勤奋耐劳、制欲戒奢、敬天守法的“资本主义精神”
打底。
宗教改革的时候，教士们提出“劳动是最好的祈祷”
，于是宗教逐渐世俗化了，大家都努力劳动发家致富。
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发一个誓，证人就不能讲假话。
哪像现在很多中国人，只要没有在现场抓一个正着，就可以眼睛都不眨，红口白牙编故事。
大家都习惯于讲假话的时候，民主与法制都会变形，市场交易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王尧：你写过一篇小小的杂文，叫《个狗主义》。
韩少功：当时是想当个人主义的补天派，给个人主义设一个道德底线，说人应该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
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往深里想。
王尧：信仰问题也是我们亲历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单是个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的问题，贫困所滋生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怪圈，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包括政策，都有一些怪圈。
八十年代关于现代化的想象遭遇到这些问题后就有挫折感。
我觉得，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的挫折感增强了。
韩少功：中国是一个穷国，人均资源相当缺乏，生存危机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道德失控更是雪上加霜，是替代性资源的进一步流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常常怀疑自己在八十年代追捧个人主义是不是太轻率了？是不是玩过头了？也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代知识精英们对道德建设是否都太掉以轻心？革命时代是以政治代替道德，效忠就是模范。
市场时代是以经济代替道德，发财就是英雄。
这两种道德教育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使道德建设实际上成了空白。
两面夹击之下，伪道学和伪礼教似乎是打倒了，但欲望是一列没有制动闸的火车，很快就冲出了轨道。
老百姓家里以前经常供着“天地君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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