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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问题，在非基督教地区也不那么敏感。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家庭特别重视。
前不久，报上有一条新闻，一个男人在车祸中死了，然后他的兄弟和父亲来帮他还债。
如果按照西方的法律，他们不必还这些债，每个人的债权债务都无他人无关。
这就是西方的“个人本位”
。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家庭本位”
也许会带来不少负面的东西，比如“家长制”
、“裙带风”
、“人情社会”
等等，但也有正面的东西，比如前面说到的还债。
如果只是站在西方法条主义的角度，对这个进行嘲笑或指责，就可能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多样性。
我们现在常常是“左右开弓”
，应对两方面的抗争，既要警觉本土的“遗传病”
，乂要警觉外来的“传染病”
。
白池云：《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中，您对老百姓的观察非常敏锐。
好像您看到了老百姓那里一种微妙的现象，一种表面上很单纯，不合理，在深层却真切有力的逻辑。
比如，他们在国家面前很脆弱，但他们有对付国家的特殊方式。
《马桥词典》中有一个好玩的故事，马疤子原来跟从共产党，后来他丟掉部队，遇到了国民党，就跟随国民党。
对他们来讲，跟随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政治理念完全没有关系。
就像您写的那样，老百姓对一九四八年的记忆，不符合于国家的公式化历史。
即使不是顽强的对抗，但好像他们有自己的反抗的方式。
而且这样的反抗，和西方人所想象的反政府或反共产党，也有差距。
我觉得这个差距虽然微妙，但很重要。
韩少功：生活很复杂，但意识形态很简单。
意识形态就是制造一个对一个错，似乎黑白两分。
但在实际生活，在老百姓那里，有很多疑难杂症，有很多难于取舍的困境，远远超出了书生们的想象。
因此，文学有点好处，它描述一些具体和细节，可以尽量避免冷战意识形态的简单化。
文学该如何记忆“文革”
？
白池云：您八十年代的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文革”
。
从我个人来讲，这些作品给我很大的冲击。
第一个原因是其形式上的前卫性和现代性，这个话题等一会再谈。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早期作品使我开辟了以前完全没有的另一个视域。
即使我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以前说到“文革”
，只会联想到《芙蓉镇》那种，描写国家压迫的作品，很沉闷，很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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