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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然老师的作品里也不能说没有阴暗面，但像《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非常有意思的是，知青并非完全是国家压迫下的被动人物，似乎也有明显的自我主张。
比如《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一方面轻蔑那个霸道的农民干部，看不起他的愚忠，但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思想也有苛刻的要求。
这样矛盾性的人物性格，好像显示您对“文革”
抱有另一种看法，有一种分裂的认识。
是这样吗？
韩少功：“伤痕文学”
的大毛病，就是简单化。
电影《芙蓉镇》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我还是要批评，这个电影把“文革”
写成一些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太幼稚了。
可惜的是，西方带着冷战思维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类作品，似乎这个世界就是黑白两色。
在“文革”
中，上层和下层的情况不一样，前期后期的情况不一样，甚至一个派别、一个人都有多面性。
一些受害者也迫害别人，这种情况很普遍，并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那种景象。
你怎么看？有些人是反抗者，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和斗争手段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是否被夸大？或者受害之外的一些恶行是否被掩盖了？单是一个冷战思维，是没办法来理解这些事情的。
几年前，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
白池万：啊，我看了，是在《Boundary2》（二〇〇八）上的《“文革”
为什么结束》是吧？
韩少功：对，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反抗起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逆反型，比如开始是拥护“文革”
的，到后来自己受苦了，就转而反对了。
第二种是疏离型，就像作家王朔写的那些青年，包括一些官员子弟，吃喝玩乐，胡作非为，喜欢西方音乐，虽然远离政治，但也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反抗。
第三种是继承型，就是完全接受“文革”
的那一套思想理论，甚至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激烈地反对“文革”
，反对毛泽东的错误。
当年的“天安门”
事件中，这种人还是大多数。
有些西方人按照冷战逻辑，特别不理解这一点，说马克思与“文革”
是一回事，信奉马克思的怎么会反对“文革”
呢？他们最希望“文革”
是他们理解的那个样子。
白池云：《飞过蓝天》的主人公是留在农村的最后一个。
那些知青开始抱着理想投身农村，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理想褪色了，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离开农村，只是主人公因为没有关系，就无法逃出去。
一位朋友给他写信说，“你白长了一个脑袋，如果没本事让干部喜欢你，就让他们怕你，逼他们甩包袱”
，这个地方很滑稽（笑）。
这好像很接近您的自传性小说。
是不是？
韩少功：很多小说里都有我的影子，大多是一些矛盾的多面体。
《西望茅草地》也是一样。
那个退伍军官，很霸道，很专制，但他又是一个对社会充满热情的人，无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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