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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人显然不是这么看待这两者的。
你安排她们负责，基金会的事就是她们的职责，你不能破坏这一点。
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一点，在公司是你说了算，在家却不是。”
我很快发现，这个问题是“环境性”
的。
在家里而不是在基金会办公室召开这种会议，会混淆情境：这到底算是工作问题还是家庭问题？这肯定会迷惑斯坦，他在应该做一个更加包容的丈夫和父亲的时候，表现得却像个专横的主管。
我知道斯坦向来人缘都很好，到哪里都很擅长理解环境氛围。
但是和家人在一起时，受家里的环境诱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最佳利益。
我问他：“你在精神上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脱离这种情况？”
“那基金会是我的主意。”
斯坦说，他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拥有基金会的“所有权”
。
“斯坦，你的家人反对的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这个人，”
我说，“除非你改变做法，能让她们接受，不然你们怎么才能变回原来的你们？你最好还是回避基金会的事。”
斯坦踌躇了几分钟，才接受把回避当成一种解决方案。
我解释说，这样做，最坏情况是能立即停止家庭纷争；最好情况，他的妻子和女儿以后或许还会来找他咨询。
但是只有他置身事外之后，才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我一般不会把政治家作为榜样，但他们确实是善于回避的大师。
不像我那些成就非凡的客户（他们不能预测引发错误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既不习惯犯错误，也不愿意承认出错的可能性），政治家时刻都在提防能毁掉自己政治生涯的过失。
所以他们针对任何可能**他们出现过失的环境，都制订了完美的应对方案。
当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回答左右为难的问题时，他们是在回避；当他们不和偏激的社会名人出现在同一个房间时，他们是在回避；当他们在有争议的投票中选择弃权时，他们也是在回避。
政治家们能有这种直觉，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等式：避免做出不想要的行为，我们就要回避最容易出现这些行为的环境。
如果你不想冲一个惹你生气的同事发火，那就避开他；如果你不想半夜吃东西，那就不要到厨房里翻冰箱找剩饭。
3.调整：当你极度渴望改变时
当然，生活中有很多场合是无法避免的。
哪怕是要做我们害怕的事情（比如当众发言）、可能惹我们生气的事情（比如拜访姻亲），或者把我们变成浑蛋的事情（比如和我们看不起的人谈业务），我们也不得不置身其中。
如果我们有幸，调整后得到了预想的结果，但是只有当我们预见到环境的影响，并且排除了回避的选项之后才会如此。
调整不会经常发生。
我们大多数人会不加抑制地继续我们的错误做法。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摔倒在同一个行为陷阱中，我们却依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并非我们成功的原因。
只有当我们极度渴望改变，或者有意想不到的洞察力，抑或受到他人（例如朋友或教练）指点时，我们才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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