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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法国社会主义代表和昆塔尔文件签署人皮埃尔·布里森宣布说：“革命者将实现和平，这将带来人类的新生和所有边界的废除。”
即使在英国，劳工的政治文化一般都绝非是革命性的，但二月革命的威望也助长了对和平的渴望。
1917年6月在利兹举行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团体特别会议呼吁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
。
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社会主义大会上明确指出，俄国以外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成员应保持内部和平（革命的重要性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词）。
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党人提出了这项计划，试图恢复交战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党成员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认可，这项计划也终将变为一纸空谈。
支持这场“防卫战争”
的社会主义党成员很少为战争辩护，但是他们对最终胜利的承诺使得他们很难谴责人们对壕沟僵局的恐惧。
激进的革命者（比如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翼成员）认为，战争是危机的前兆而非危机本身。
因此，反战者们广泛地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对其他一些标准有着分歧（比如对改革和革命）。
同时，也是这些人为计划中的会议提出了一些希望，并针对1917年普遍存在的战后倦怠情绪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党人的看法。
1917年4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了，该党派中既有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教皇”
考茨基，又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带领的斯巴达克斯党极端左翼分子。
该党派成了在和平诉求下政治重组的典型代表。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部门。
希望用和平取代战争的革命者以及国防部的大多数成员（即使他们仍对协商和平持怀疑态度，但仍坚持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痛苦）都认为，自己国家不应该对外扩张并且应致力于化解国际争端。
然而，斯德哥尔摩的失败证明了1917年社会主义者对和平的看法是多么异想天开。
最终，终于定在9月初的会议从未举行。
法国和英国政府担心，公众舆论可能会因为社会主义者的联合而认为这场战争无法获胜，他们禁止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工党代表团参会。
但即使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者也绝对不会同意以妥协来结束战争，这注定会议将会失败。
国与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战争目标，压力依然过于强大。
社民党试图与军政府的激进扩张主义保持距离，但它仍然认为这场正义之战是德国的国防手段之一。
英国和法国多数人仍然相信德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并且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利用斯德哥尔摩共同对抗社民党的阴谋，从而帮助俄国，尤其是这场战争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当会议未能举行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思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会面，抛弃复兴第二国际的想法，并果断地利用和平运动进行革命。
就在道义上反对战争惨剧与人类屠杀，以及就如何结束战争和达成政治协议问题而言，斯德哥尔摩计划没有实现。
在俄国之外（或许在意大利），同样的问题使得工业和大众抗议运动没有转变成对国家备战的声讨。
实际上，即使是俄国群众的革命运动，也在1917年6月的最后一次攻击的失败中，在7月的剧变中向这个结果更迈进了一步。
正如法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和和平主义者让·朗格特在1918年的德国春季进攻中评论的那样：“在这种危险面前……为了世界的自由，没有社会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会表达任何其他想法。
在面对德国人的冲击时，只有抵抗……”
革命与和平，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公历9月，社会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未能达成和平协议，随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后的俄历十月（公历的11月）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权。
那时，新政权的未来风雨飘摇，在那之后的三年期间，其内部矛盾频发，历经内战，遭到外部反动势力的排挤，直到1920年夏，十月革命的成果得以确立，这一切才得以平息。
十月革命是一场几近没有流血的政变，它让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俄国的命运。
从那时起，这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而且还影响着其自身的革命形象。
对十月革命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则认为，这仅是一场暴乱。
但是这样的评价对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失偏颇。
1917年4月，列宁在瑞士的流放结束，在他返回俄国的途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其指导下竭力为参加城市民众运动的广大人民发声，为他们诉说心中的愤懑——粮食匮乏、战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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