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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少数的领导人（伯恩斯坦、考茨基、哈斯）在1915年6月的声明中形容战争是野蛮时代一切残忍形态的结合。
时间需求以及同样的术语遍布四处。
托洛茨基起草的齐美尔瓦尔德方案中阐释了混乱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同样以混乱的描述开始：
数百万尸体覆盖了战场。
数百万人余生将会成为残疾人。
欧洲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无数先辈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所有文明注定会被毁灭。
如今，野蛮正在战胜迄今为止构成人道骄傲的所有东西。
法国国际关系恢复委员会于1916年公布了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公告，该组织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抓住了妇女在前线等待亲人消息的痛苦：“啊，女人，一生的使命便是繁育和爱，你们的心灵更加敏感。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战场的可怕吗？难道你们没有从你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那里听到痛苦的哭声吗？”
毫无疑问，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士气高昂的社会主义活动者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不是普通士兵、工人和厌战百姓的意愿。
但是，这一举动也表明社会主义者希望能够理解并对工业战争的新奇做出解释，也表明工业战争的破坏规模之大，使传统阶级分析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环境。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公历3月）似乎果断地把革命的概念移到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议程中。
沙皇下台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更加长远地来看，俄国的动**成功地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者对革命意义的理解。
但是，1917年，人们迅速了解到了革命在当前对于战争和和平的忧虑方面的意义。
自然，革命有它自己严格的俄国逻辑。
军事自信的崩塌、俄国沙皇正当性的瓦解、深度的经济混乱以及反对国家的社会极端主化1917年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
然而，其他国家已经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期（也就是和日本交战失败后）预演过这些现象了。
但是当同代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们尝试预言这些危机的影响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些危机有多么特殊。
沙皇下台后，出现了两种权力形式。
第一种也是比较弱势的一种，是临时政府（由政权的敌对方自由党组成）；第二种权力形式更为强大，政治权威的来源（当代人称之为“双重权力体系”
）包括各种民众抗议运动，包括工人、农民和越来越多的士兵，这些运动形成了无数的地方委员会和“苏维埃”
。
影响最大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表达了社会主义者和人民对战争的不满，并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协商一致的和平，但不放弃国防。
人们最稔熟的历史模型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模型。
因为它带来了战争，许多从协约国过来的亲战社会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领导亚瑟·亨德森和法国军事部长艾伯特·托马斯的意见就是，被革命带来的战争肯定诱发民主主义和国家动员，所以他们出使俄国就是为了鼓励这个结果。
尽管临时政府尝试过实行雅各宾模型和克伦斯基领导的“继续战争”
，但是只带来了1917年失败的夏季攻势和军队的解体。
但正是这种对协商和平的普遍革命需求使欧洲社会主义者感到兴奋，并解释了俄国革命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
革命体现了对和平的希望，还伴随着1917年几乎每个参战国家的士气危机。
这种用苏维埃和其他革命形式传达出来的信息给人一种控制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军事僵局和战时社会条件给人的无力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是在1917年4月罢工庆祝俄国革命期间，向莱比锡工人分发的一部革命的小册子所宣称的。
苏维埃的事例鼓励各地激进的工业武装分子把他们的地方力量看作是促成和平的手段。
意大利最严重的战争动乱是1917年8月的都灵起义，部分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访问团引发的，受到4万名都灵社会主义者和金属工人的欢迎，他们高喊：“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
因为面包短缺和对工业纪律的强烈不满，都灵迅速响应，发出了和平的诉求。
在法国，劳工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广泛的革命传统之上，俄国革命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抗议的倾向，包括以革命语言、革命意向来表达和平的诉求。
“俄国革命恰逢人们（包括欧洲人民在内）厌倦了迎合沙皇、德皇和普恩加莱的贪得无厌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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