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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女性医生数量少，并且经常遭人质疑，但她们也提供了帮助。
面对政府经常性的打压，这些勇敢的女性仍主动设立医院。
埃尔西·英格利斯医生通过英国主要的女权组织即英国全国女权联盟募集资金，在法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建立了苏格兰妇女医院。
1915年，英国陆军部放松了对女性医生的打压政策，并允许医生路易莎·加雷特·安德森和弗洛拉·莫里在伦敦建立了恩德尔街军事医院。
一些甘于奉献的美国女医生也想方设法地到法国提供医疗服务。
战争结束时，她们不仅在欧洲治疗伤员，殖民战地印度和东非也有她们的身影。
还有些妇女负责运送伤员，这让她们像医生和护士那样直接接触到战争中的残杀。
最令当代人疑惑和震惊的是，战争时期女性被纳入国家武装部队。
战争早期，英国的几个妇女团体设立了妇女自愿预备队等准军事组织。
她们下定决心证明女性也可以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
尽管在当时，人们谴责她们穿卡其布做的衣服来假装士兵是在侮辱战士；但到191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女子辅助部队。
该组织准许其成员在部队中提供辅助性的服务。
法国女性在部队里也履行类似的协助和支持职责。
正如一个文章标题所言，她们负责“打扫房间、洗衣做饭”
这样的工作。
但她们没有军衔，也不能像英国女性那样穿军装。
德国也开始招收妇女来负责基本的军队辅助任务。
这样一来，女性有力地帮助了男性在战场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女性在参战中备受排挤。
有两位传奇人物打破了这一现象，成了独立女性中的代表。
她们其中一位是英国女性弗洛拉·桑迪斯，服役于塞尔维亚军队；另一位是罗马尼亚的埃卡特琳娜·特奥多罗尤，她曾是一名护士，最终于1917年在战争中被杀害。
显而易见的是，1917年，当临时政府允许她们这个创举的时候，俄罗斯女子“死亡之营”
的成员们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紧跟着俄国革命的是大规模的叛乱，那年夏天有5500～6500名女性参军。
她们特地剪掉长发，穿上制服，打算继续在军中服役，以此来让男人们感到羞愧。
这些女性军队中最著名的，也是见证这场战争的一支军队是由玛丽亚·波卡列娃领导的。
她之前是一名护士，后来是一位农民。
在俄罗斯军队最后的战争中，她的参战军队有200～300位女性。
虽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的贡献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她们成了这场战争潜在的强有力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人们对于性别标准的期待。
尽管很多女性加入了军队，战时政府也给她们的家属提供了专项资金，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待在家里。
一方面，这些资金意在保持士气，这与女性家属生活的好坏一致。
法国设立了一项津贴体系，采用均值测试。
这样，只有那些完全依赖于士兵工资的人才能获得国家补助。
德国和意大利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救济有许多限制。
到1915年底，超过400万的德国家庭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由当地发放资金，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主导。
奥匈帝国给在军队服役军人的妻子们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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