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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通过修改封锁政策的有关法律（制定了新的枢密院令和边境走私物品列表），加强了对同盟国的经济限制并且确保了封锁禁运的全面性（皇家海军的操作能力）。
自从国际法律规定，只要封锁有效它就是合法的，这些经济战的因素就结合到一起了。
在欧洲，相对较弱的政府往往会在交战双方中保持中立，来确保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稳定有序，政治不会受到威胁。
这其中，最有创意的做法当数荷兰了。
荷兰政府发现本国陷入一个境地：一方面，如果德国发现自己太偏向他们的敌对方，德国政府就会对荷兰发起进攻；而英国一方如果发现自己同德国中央政权走得太近，就会对荷兰实施最严厉的封锁处理。
1914年晚秋，海牙官方清楚地了解到战争短时间内不会停止，于是政府决定将荷兰的经济控制大权发放给本国的龙头企业和船业集团，成立“荷兰海外信托”
公司。
信托规定，对于英国封锁的禁品以及禁止间接交易的法令，应由私企，而非政府来遵守。
此外，私企也竭尽所能地同德方保持尽可能多的贸易往来。
同样原因，瑞士政府也发现，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先后对瑞士实施的地域封锁政策也阻碍了本国同德国的贸易往来，而这一贸易往来关系到本国经济的生死存亡。
因此，瑞士效仿荷兰的做法，用建立良好信用等一系列的方式来维护本国经济发展。
1916年2月，针对外交部和海关部关于封锁政策引起的官僚纠纷，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创立了“封锁部”
，隶属外交部。
这一举措不仅表明了外交部在封锁政策上享有优先决定权，也重申了战争经济在同盟策略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而这一同盟策略，在随后发生在凡尔登、索姆河和东欧地区的几次惨败之后也变得越发重要。
新部长由原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塞席尔伯爵担任，克罗将继续担任高级顾问一职。
接下来的三年同往年一样，协约国经济体加紧了对同盟国的包围，一系列原本不属于绝对违禁品的商品也渐渐停止了向同盟国的供应，这其中就包括肉制品、金属以及矿物质、动植物油、煤油、棉花和羊毛。
随着战争的升级和协约国作战区域的损失剧增，任何可以加强同盟国武装力量，维护该国工业发展或养育该国人口的产品都成了封锁对象。
协约国的胜利是大势所趋。
举例而言，在一战前德国城镇人均每周消费3.2磅（1磅约为454克）肉类制品，而到1917—1918年，该数值跌至0.3磅。
无独有偶，由于德国在1915年被封锁，造成88235名德国平民死亡（该数值比1913年平民死亡人数总和还高出9.5%）。
到1918年，死亡人数飙升至29.3万人（该数值比1913年的死亡人口总数还高出37%）。
关于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17—1918年的严冬，德国人民是否真正挨饿受苦这一问题还尚未有定论。
有人称，人们的体重变轻，所以对食物的需求会变少，如果调理好身体，人们便可以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在1914—1918年期间，封锁行动几乎没有影响到德国军人的战斗力，却对社会和人们内心产生了影响。
因此也就给德国的政治带来了影响。
高尔将军是一位高级官员，他称：“德国人民失败了，究其原因有许多……而我认为封锁行为在这些事情中最为关键，它使全国人民意志消沉。”
在1915年后，经济低迷，导致许多德国人开始埋怨政府。
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分配不均，比如，乡村地区的食品供给量充足，城市地区则不然。
在城区内也存在着不均，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分配并不平等，有钱人或是有权人可以在黑市上买到东西。
在工人阶层中，制造武器的工人生活较好，优于非技术工种、白领工人，甚至比一小部分政府官员还要宽裕。
因为像针织毯和皮鞋等一系列的日常消费品供不应求，所以在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大众的负面情绪与日俱增。
在1916年，德国发生了五十余起因食物引起的暴乱，在1917—1918年，这一数字还有所上涨。
除了食物定量供给——在1917—1918年德国的冬天十分寒冷，而且国内动**不安——还有封锁行动也造成一定影响，这直接导致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进而导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魏玛共和国（指1918—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的建立。
转向无限潜艇战
同盟国对于经济战采取的办法并没有协约国那么复杂。
战争前几个月，除了在北海布置水雷，德国和奥匈帝国还禁止与敌国进行贸易，禁止向大英帝国支付资金付款，并审查邮件和电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随后也采取了相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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