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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儒家文化一往情深，但过于仰仗于经济效益指标，只在经济发展上押注，是发展主义的思路。
儒学为用，资本主义为体，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与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基本理念有点抒。
其实，文化的价值并不一定体现在经济发展上。
欧洲在经济上玩不过美国，至少现在是这样，但欧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国的文化低劣。
中国人重亲情和人情的传统，肯定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以外的方面。
现在有些中国人下岗了，还能买彩电、打手机、打麻将出手就是十块钱或五块钱一炮，为什么？无非是自己没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学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国人，一家人上餐馆还AA制，各付各的账。
中国人的这一套不利于竞争，不利于明确产权，但社会危机到来的时候，倒能结成了一个生存安全网，所谓“通财货”
，实现贫富自动调节。
你能说这种文化就完全没有价值？就算只是让有些人穷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价值？
王尧：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都是生存经验的总结，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经验不能机械搬用了，但仍可能成为人们创造新经验的资源。
韩少功：现代人常常低估了古代人的智慧。
一个法国学者曾对我说，西方的选票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天平式的，一端压过另一端，少数就是nothing，贯彻一个“零和”
原则。
但中国古人是以协商代替投票，多数与少数之间互相包容，是提秤式的，两端保持平衡，贯彻一个“中和”
原则。
他认为“中和”
比“零和”
好。
我们不一定欣赏他的比喻，也不一定同意他的结论。
但“中和”
是一种处理社会矛盾的智慧，至少在很多情境下是用得着的。
因为讲“中和”
，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富与贫，但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和强烈的阶级意识，科举就是穿透阶级壁垒的，最讲出身的时候，取士也只是排斥“倡优隶卒”
，因此大家都相信“将相出寒门”
，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一类说法；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夏与夷，但没有刻板的民族划分和浓厚的民族意识——就像章太炎说的：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只看文化不看血缘。
夏与夷都是很弹性的文化概念。
这样好不好呢？你可以说不好，明代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累遭迫害，中央政府不闻不问，根本不愿发兵去保护侨民，与西方国家的做法大不一样。
这是因为朝廷有国家意识但缺乏民族意识，出了国的民我就不管了。
但你也可以说好，中央政府即便在强大的时候，对周边民族也多是采取“怀柔”
与“和亲”
的政策，郑和统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也只是去各个国家送礼品，搞公关，推广中华文明，不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打、砸、抢、杀。
这也是因为缺乏民族意识，脑子里没有民族称霸和帝国殖民这根弦。
王尧零和”
偏重于竞争，“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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