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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文章却能在一些小人物那里找到知音，一个县城里的工人，或者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写来的读后感却有感觉、有思想，深得其中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没有高学历的思考者该叫什么？叫不叫“知识分子”
？
王尧：从思想者的身份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知识分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公共关怀力度好像减弱了。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提出过“人间情怀”
一类的说法，与八十年代那些“介入政治”
和“干预生活”
的口号相区别，转向一种比较低调和温和的态度。
许多学者治学的路径都发生了变化，对现实的关注少了，或者与现实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
很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出世与人世之间烦恼。
韩少功：我更愿意区别什么是优质的出世和人世，什么是劣质的出世和入世。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中国有如此特殊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当前又在如此特殊的条件下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具有西方学者们所不可能有的经验，其实也就面临着知识创新的大好机遇，得天独厚。
很多读书人为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可干呢？你看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一个前乡党委书记写的，里面就有很多知识创新的题目和素材。
我们注意到了吗？
王尧：当年费孝通先生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也立足“乡土中国”
。
韩少功：当年马克思留下了一个理论空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
这“亚细亚生产方式”
到底是什么？亚洲人是应该最有发言权的，最应该回答这一点。
王尧：国内大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史论战的重要内容。
吕振羽当年写过有分量的文章。
韩少功：自从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与东方紧密相联，互相依存，是一个共生的整体。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解释亚细亚，以前对西方的解释其实也值得怀疑。
还有，西方那种资源高耗型的现代化在当前遇到了严重障碍，因为世界各国都想发展，但不再可能重复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机遇和地位，必须探寻一种资源低耗型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陷入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文化危机。
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均资源从来就很紧张的人口大国，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
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学问可做。
现在差不多是“新战国”
时代
王尧：“新儒家”
就是重视本土文化遗产的一个学派，在海内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知你对他们的研究做何评价。
韩少功：我读他们的书太少，没有发言资格。
我只在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与杜维明先生见过一面。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新儒家”
挨骂的日子也刚刚过去。
韩国的经济有了起色，杜先生很高兴，说韩国的情况证明儒家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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