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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义，或者有言无义，或者一言多义，这一类现象也才可以得到大体把握。
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和澄清这些关系，是我在《暗示》中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王尧：如果《马桥词典》是顺应了“语言学转向”
，那么《暗示》是对这种转向提出一种反动，是另外的一种转向。
这种转向如何命名？
韩少功：有一个老词叫“否定之否定”
。
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该怎么命名这后一半？我还没主意。
王尧：把语言问题和我们变化了的生活实际打通，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处在这个生活中间的人都有启发，可能是很好的交流的话题。
韩少功：我说出个人的感受，并不保证它能取代其他人的经验。
我在附录中强调了这一点，申明这只是一份孤证，法庭无需采信。
我关切社会和历史这样的大事，但愿意与普遍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保持距离，退回到一种比较个人化的立场，也是一种文学的立场。
小说小说，为什么是“小”
？因为小说家不是写法律、写政策、写社论，而是个人化的表达，不强加他人。
我并不是方言主义者
王尧：使用普通话以后，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使互相隔绝的各个方言区得到沟通。
但放弃一些方言以后，很多文化的遗存瓦解掉了。
这也是一种损耗。
韩少功：普通话是一个民族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也常常叫做“国语”
，有时也叫做“官话”
。
其实所谓普通话本来也是方言。
当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如果一时心血**，搞点家乡主义，把湖南话定为官话怎么办？那一来，北方话就成为方言了。
所以就语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会功能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普通话，只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区别。
北方话是大方言，湖南话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尧：但民族国家的管理把某种方言变成了普通话，提升为一种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这种方言发生了变化。
韩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扩张，普通话也在中国境内扩张，而且像英文一样曾经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动。
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话出现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现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强的趋势。
我们说老舍、邓友梅、林斤澜、陈建功、王朔的北方话很“地道”
，又说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写的北方话“不地道”
，为什么？因为前者写的实际上是方言，或者说是作为方言的北方话；而后者写的是普通话，是作为普通话的北方话。
两个“北方话”
不是一回事。
前者文化性更强，所以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形象和氛围、更有创新的能量——这都是文化的应有之义。
而后者只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顺，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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