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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只能这样了。
我相信我们两人对此都存有遗憾。
戴着镣铐跳舞
王樽：我看过您翻译的佩索阿《惶然录》，是一本让人很意外的书。
当初是什么原因想到介绍这位葡萄牙作家？
韩少功：最早接触佩索阿是一九九六年。
当时我去法国和荷兰访问，在巴黎书店里买了他的三本书。
我读了以后就纳闷，这个佩索阿确实很棒，怎么就被中国翻译界忽略了呢？回到中国以后，恰巧北大的赵德明教授来海南。
他是专门从事西语、葡语文学翻译的。
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翻译佩索阿？他想了想说，是啊，这么一个重要的作家，怎么就把他忘了？他说有人译过佩索阿的一些诗，但似乎没有人译他的散文。
这样，他鼓励我赶快把《惶然录》翻译出来。
王樽：这本书出版时正值散文随笔风靡书市，但《惶然录》为什么没有火起来？
韩少功：这本书第一版只印了五千册，但影响还是不错。
已经有一些书评表示激赏，但发行工作似乎没跟上去。
我听说出版社最近要重印。
王樽：看您的译文，觉得文笔特别优美，且能引人深思，和您个人的文风很相近。
有时我想，这可能就是在阅读韩少功吧。
韩少功：这话让我很得意。
其实，翻译也是创作，是二度创作，戴着镣铐跳舞，别有一番风味和乐趣。
我做翻译的时候，一般都讲究译文的每个字有出处，尽量忠实于原文，不敢随便跑野马。
译者的自由主要表现在同义词的选择，词序的有限变动，对气韵和风格的有限设计，还有在松散或紧凑、铺张或简练等方面随机处理。
由于理解能力不一样，写作经验不一样，人们可能把同样的意思译出不同的面貌，精气神大异其趣。
就拿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翻译来说吧，就拿不同方言之间的翻译来说吧，都是中国话，都是同样的意思，翻译的效果也会不同。
有时候意思没怎么错，但没有意思了，没有味道了，效果差异是很微妙的。
棋子在棋盘里才有意义
王樽：您在主办《海南纪实》时，曾尝试一种新的分配和管理机制，甚至还有纲领性的文件，显示出你有很强的理想成分和政治头脑。
您是否曾想过从政？
韩少功：很多年前我对自己的从业选择，有过冷静考虑，想来想去，最后的选择是不从政。
我三十来岁就是省政协常委、省青联副主席、州团委副书记，进入“梯队”
什么的，应该说有从政机会。
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也舍不下一种比较独立的生活状态。
从政不容易啊，要讲纪律、讲团结，要受得了委屈，要有韧性和技巧，容不得自由散漫习气，甚至话也不能随便讲，玩笑不能随便开。
我曾对朋友说过：在一个单位，不是领导剥削群众，就是群众剥削领导。
你要先想好：要是你不想当贪官，你就得准备接受剥削。
当主编、当作协或文联主席，当然也牵涉到管理，但管理规模小多了，算不上做官。
聊以**的是，我在这些岗位上还没出过什么洋相，也增长了一点务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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