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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的意义不在于你求到了什么,而在于追求的心智过程。
我在《完美的假定》一文里说过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
你看,在这里,我已经不大在乎任何结论的可靠性。
但你也可以看出,在这里,我对过程的价值呈现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是有绝对信仰。
也许,这是一种不成信仰的信仰。
关于方言
萧元:《马桥词典》以方言土语人典,通过对方言土语的文化发掘展示一个地域的文明演变过程,其开创性和艺术探索之功不可抹杀,可以说是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词典”
这一小说体裁的表现力。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加,区域化、民族化的趋势也成正比例增强。
你在近年来却似乎忧虑民族感的日渐淡化、蜕变、消失。
其实民族性或民族感包括语言,从来都在不断地蜕变和演化。
比如我们这一代长沙人所说的长沙方言,与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所说的长沙方言,就已经有了很大区别。
谁能知道在古老的长沙郡乃至长沙国时代,当时的长沙人操什么样的方言呢?书面语言尚可以从残留下来的帛书或简书上看到一二,可当时的口语化石又从何去发掘和寻找?还不是丢掉了就丢掉了,消失了就消失了。
由此看来,你把语言作为一种“保持着区位的恒定”
“不会溃散和动摇”
的“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恐怕也是靠不住的。
“文化寻根”
及对方言土语的浓厚兴趣,我认为只是你个人的一种文学、美学趣味和主张,似乎并不具有普适性。
韩少功:如果说方言是变化的,可能消亡的,那么所谓普通话也是变化的,可能消亡的。
拉丁语那么大的“普通话”
体系,不就被很多欧洲国家放弃了?还有很多语种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我们对此确实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能过于多愁善感。
我关注方言,是针对普通话霸权而言的,是做一种横向的共时性比较,其目的是防止这种霸权抹杀隐藏在方言中的文化活力。
其实,方言往往是语言的具体存在方式,就像白菜和萝卜是蔬菜的具体存在方式。
我们什么时候吃过一种抽象的“蔬菜”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离开方言来研究“语言”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哪一本离得开方言?读苏东坡的诗词,不就读出了四川话吗?不用四川话读,不就不合韵了吗?
当然,像你说的,在现代交通和通讯条件日渐发达的情况之下,方言的特征正在受到磨损和侵蚀,不可能永世长存。
我在《世界》一文中对方言特征恒久性的描述,也只是相对服装、建筑、制度、观念等等易变因素而言。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研究历史,我首先会注意方言,不会去注意服装。
有些方言词简直是文化“活化石”
,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可从中破译出很多文化遗传密码,获取一些知识。
做这种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普通话,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文化的融会。
我早就说过,我反对民族文化的守成姿态。
乡土也好,传统也好,民间文化也好,任何基于守成立场的研究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文化“辫子军”
的一厢情愿;而只有把它们当做一种创造的资源时,它们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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