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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艺术首先以宗教幻想的形式（与在这种形式下的科学、道德伦理、法律一起）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遍性的和具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的自发倾向。
这不是某位心血**的“天才”
或“文艺之神”
的发明，而是生产劳动本身的发展所要求的。
正是由于原始艺术因素和原始巫术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纯粹艺术的萌芽与最初的僧侣同时产生出来。
艺术本身要以纯粹的形式独立，首先必须和其他意识形态一起从物质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
艺术因素在早期原始人那里既没有脱离物质生产过程，也没有脱离其他精神因素，其作品是把人们的宗教、哲学、道德、科技观念和本民族的历史都包含在内，作为混沌不分的精神整体被笼罩在巫术观念的神秘气氛中。
最初的歌舞、壁画、雕塑、神庙祭坛建筑等等，无不是为了娱神、祈求神、贿赂神，使神现形于具体形象而达到“神人感应”
的一种手段。
在此范围内，用“巫术论”
解释艺术的起源的确把握到很大一部分真理。
朱狄认为：“用巫术论去解释艺术起源，实际上也就是用实用论去解释艺术起源。”
[913]事实上，巫术观念正是原始人的劳动意识的原始形式。
在这种理解之下，巫术论与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
但巫术论的错误在于，它往往停留在原始人巫术观念的表面形态之上，而没有更进一步去发掘巫术观念本身的起源，这样，巫术论最终还是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去解释艺术的产生。
他们虽然看到艺术通过巫术观念而与人们的功利、实用发生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实用论也并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只有既承认早期人类艺术对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实用作用，同时又看到不论巫术观念还是艺术因素，本身都是在生产劳动中，并由生产劳动产生出来的，而没有任何其他先验的、神学的根源，这才真正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
巫术观念是由使用工具而产生、由语言而固定下来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最初的朦胧形式[914]。
一旦自我意识使表象上升为人的概念，巫术观念作为其副产品就必然产生出来。
正如列宁说的：“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
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
[915]
巫术观念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早期幻想的表现形式，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以这个自我意识为心理基础的人类社会情感及其普遍传达过程中，渗透于早期生产劳动所包含的艺术因素中。
但这并不说明艺术的最终根源在巫术观念。
因为整个人类意识（自我意识）及其精神后果（艺术、巫术观念等）莫不根源于人类现实的生产活动。
普列汉诺夫说得对，“那些表明艺术往往是在宗教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一点也不能破坏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916]。
不过他毕竟对巫术论的最终依据作了让步，承认“万物有灵论的各种概念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天性”
[917]。
与列宁从人类认识的最初发生即哲学认识论中寻找宗教的一般根源相比，普列汉诺夫的看法要肤浅得多[918]。
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是在人类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分离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最初是以宗教幻想的方式，伴随着哲学、神学、道德、法律及自然科学的萌芽形式一起而与物质劳动相脱离，形成总体的上层建筑的。
“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919]在这个社会分工的开始阶段，艺术虽然已与物质生产劳动分离开来，但还未与其他意识形态成分分离开来。
从野蛮期低级阶段到文明期前夕，是一个大分化、大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末尾，在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这种日益广泛深入的“劳动本身的异化”
所导致的旧氏族制度的瓦解中，首先是父权制家庭，而后是私有制（包括中国型的“隐蔽的”
私有制），最后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得到了确立，从而跨入了“文明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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