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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的确，尼采打破了自温克尔曼以来只着眼于希腊精神的表层（“阿波罗精神”
）的局限，而深入到了希腊精神的深层结构。
与中国古人在群体中自满自足、长于忍耐和安贫乐道不同，希腊人的个体意识使他们对有关个人的最细微的痛苦有着强烈的敏感，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调和个人意志与他人和群体意志的冲突（这对于中国人不是一个“任务”
，而是一个前提）。
原则上说，充分意识到自我的个人要重新融化在群体中是不能不带有痛苦的，希腊人只有在从远古时代保留下来的原始祭典仪式中，在对酒神的共同祭祀的狂欢中，在沉醉于神秘仪式的音乐舞蹈洪流里时，才能暂时地忘却自我。
这并不是对自我的压抑和离弃，而是对它的还原，是原始自我在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呈现出它的最大限度的伸张。
在酒神祭中远没有中国古代祭礼那样的拘谨和肃穆，相反，每个人都表现得恣肆狂放。
这是人与人之间界限的突破，它不是对野蛮时代末期一夫一妻制家庭公社的回忆，而是对更为古老原始的对偶家庭、普拉路亚家庭，甚至对蒙昧时代群婚制的遥远回忆。
不过，自我与群体的这种混沌状态的返回是以希腊理性精神即个体自我意识的丧失为条件的。
文明化了的希腊人不是凭借群体意识的理性控制（如中国儒家的内省），而是借助酒力的非理性的发散，而暂时回复到这种“忘我”
状态并感受到极大的欢欣，但同时又经历了自我意识毁灭的痛苦，这就是在酒神祭中所包含的悲剧意识的萌芽。
在这里，痛苦是个体之内的痛苦（即自我意识与原始“大我”
的冲突），欢欣是融入群体的欢欣（即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因此，“有教养的希腊人在萨提儿歌队面前会自惭形秽，而且，在酒神祭悲剧的直接影响下，城邦与社会，总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让给一种溯源于性灵的强烈的万众一心之感来统治”
。
[135]但这种情况绝不说明在希腊酒神祭中和其他一切原始野蛮秘仪中那样，存在着某种原始群体意识的泛滥，毋宁说，它体现了希腊个体意识本身的自我否定层面，个体意识只有在自己的否定（醉、死）中，才真正强烈地体验到自身，这是一切野蛮民族所体验不到的。
尽管如此，希腊人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就会像在东方波斯教和印度佛教中那样，逐渐丧失掉自己的个体意识。
但希腊人通过阿波罗精神拯救了狄俄尼索斯的痛苦，因为阿波罗神“自己就是个性原则的尊严的神像”
[136]，是希腊个体意识的肯定和恢复。
由于这种精神，希腊人创造出自己最具特色的造型艺术，在对自己的雕刻、绘画和建筑的静观中，希腊人回复到自己的个性，体验到自己的自我，而不至于完全拜倒在群体的神圣性脚下。
“希腊人认识了而且感觉到生存之可怖可惧，为了能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在恐惧面前设想这灿烂的奥林匹斯之梦的诞生。”
[137]正是阿波罗精神使希腊人扬弃了个体意识的痛苦，使之不发展为对群体的恐惧，而从群体的个性化象征（神像）上回到自身。
希腊人不是单纯顶礼膜拜一个神，而是按自己的形象、凭自己的意志创造自己的神。
瓦格纳曾和尼采争论在希腊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究竟是阿波罗精神还是狄俄尼索斯精神[138]。
实际上，从单纯艺术的角度看，希腊艺术无疑是以雕刻为代表的阿波罗精神占主导地位，狄俄尼索斯精神则是隐性的，它只在希腊艺术的阿波罗式的静穆里暗射出一种淡淡的哀愁，这正是黑格尔所见到的希腊艺术的整体氛围——静穆的哀伤。
然而从整个希腊精神的深层结构上看，狄俄尼索斯的痛苦（即个体意识的痛苦）则是更内在的，它驱使着希腊人一定要到他们神话的美丽形象中去寻找调解这痛苦的良药，它从否定的、能动的方面表现了希腊个体意识突入自己的艺术王国的内在动力。
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倒是更深刻一些。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中西审美意识中，我们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动—静”
结构。
从“动”
的方面看，中国儒家“入世”
精神强调艺术是人心感于物而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139]，它必然要有激**不已的内容：“阴阳相摩，天地相**，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140]，这样，它才能够感化人心，“助人伦、成教化”
。
这种动**绝不是开放性的，而是封闭性的，它并不能把人引向对外在世界的进取，而是引向对“先王之道”
的沉醉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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