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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常是专属于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鉴赏家的，但他们却代表传统审美意识的主流和较高级的层次。
如果说，前一层次主要以儒家审美观为代表的话，那么这一层次则主要体现在道家和佛教禅宗的审美意识之中。
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129]唐代司空图自号“居士”
，深得禅机，有“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之语。
[130]然而，正如政教的态度是连崇尚老庄的嵇康也摆脱不了的一样，静观的态度也不止是道、释两家所有，儒家审美意识自身就已经以静观作为美的境界的极致，并将之与政教的态度融为一体了。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131]“仁”
这种最高的道德品质体现在对山的审美静观之中。
他又说：“乐而不**，哀而不伤”
[132]，道德情感的阈限与审美静观的尺度正相重合。
总之，儒、道、佛三家的审美态度都以静观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儒家是立于社会伦理观上的“温静”
，道家是立于自然观上的“虚静”
，佛家则是立于人生观之上的“寂静”
。
而在其中，儒家的温静恰好是沟通审美的政教态度与静观态度的中介。
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这两个层次构成了一对“互补”
结构。
政教的态度最终把人导向性情温静（温文尔雅）的君子，静观的态度则由“无为”
之路而达“无不为”
之目的。
所谓“静如处子，动若游龙”
，这一静一动之间，形成了中国古人审美理想的最一般的特征——温柔敦厚。
古希腊人的审美意识同样也包含着一动一静两个层次，但与中国古人的层次又有所不同。
罗素指出：“在希腊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
[133]，而从希腊审美意识中挖掘出这两种倾向的是尼采。
尼采认为，希腊艺术精神包含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阿波罗精神”
（“日神精神”
），它把人引向梦幻式的静观，其典型代表是造型艺术、雕刻；二是“狄俄尼索斯精神”
（“酒神精神”
），它使人酩酊大醉，**奔放，冲破一切理性和道德的限制，使人直接拥抱那可怕的大自然，以恢复到原始神秘的非理性状态，其典型代表是音乐。
在尼采看来，在两者之中，狄俄尼索斯精神是更为内在的层次，它发端于人的原始自发的“意志”
本能；阿波罗精神则是用来调和这意志的痛苦的“表象”
，它们共同构成了希腊艺术的精神形态，并在综合这两者的悲剧艺术中得到了最辉煌的体现。
尼采对希腊精神的这种分析曾被誉为“在对希腊思想的理解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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