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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的理想：温柔敦厚与静穆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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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两种审美理想的不同风格，如果光从它们本身的感性色彩上来体验，它们就会永远显得像一个谜；但从中西两大民族的不同文化结构来考察，我们也许会得到某种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们说过，中国古代儒家审美意识（乐）是使个体意识同化于群体意识的有效手段，古希腊审美意识则是从群体意识返回到个体意识的必要途径。
在前者，个体意识只有通过发现内心的普遍道德情感，进而上升到“与人乐乐”
的境界，才能将个体消融于群体；在后者，个体意识只有向外进取，使自然规律和政治道德原则都以人自身的形象直观地呈现在他眼前，才能从群体意识返回到自身。
因此，中国传统审美意识这种内省模式的封闭性，使中国人在审美时重伦理、重情感、重体验，在艺术中重表现、重意境、重神似；古希腊审美意识的那种外向性格的开放性，则使希腊人在审美时重科学、重理性、重观察，在艺术中重再现、重模仿、重形似。
如果从表面上看，在审美这一孤立的领域中，中国人似乎更注重人的自我，希腊人则反而受制于审美对象了。
然而只要稍作更细致的考察，就不难在中国人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表现底下看出群体意识的根基，它最终是要导致自我消散于无形；也不难在希腊人的观察对象和模仿对象之中找到个体意识的来源，它最终是要导致自我凌驾于对象。
[121]不过，更重要的倒不是仅仅指出这种外表和实质的对立，而是找到这种对立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动态结构。
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
中国古人的审美心理通常包含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教的态度。
从先秦以来的“乐通伦理”
到现代的“文艺为政治服务”
，都是把审美当作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的“寓教于乐”
的手段。
孔子“放郑声”
[122]，崇雅乐；司马迁说“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
[123]；《毛诗序》把诗的作用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124]；刘勰将“文”
的本体规定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光采玄圣，炳耀仁孝”
[125]。
这些都对中国人正统的艺术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甚至魏晋时期“为艺术而艺术”
的旗手嵇康，也承认音乐的社会作用是“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
[126]。
艺术观上如此，在自然观上也同样如此。
荀子解释孔子为什么“见大水必观”
，是因为大水象征着德、义、道、勇、法等一系列政教伦理观念[127]，董仲舒也说，山“久不崩阤，似乎仁人志士”
[128]。
正如希腊人的尊神各有其鲜明的个性一样，中国古人对大自然的一花一木、一山一石，都有自己的道德评价：松则高洁，梅则孤芳，**象征着傲骨，兰竹体现出脱俗。
政教态度是中国人审美意识中涵盖一切的层次，是评价艺术品和审美对象的首要标准。
第二个层次是静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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