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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忧一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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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徐复观用“忧患意识”
来概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之后，李泽厚又用“乐感文化”
来形容中国文化，以与西方中世纪基于“原罪意识”
上的“罪感文化”
相对比。
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一忧一乐”
之间去考察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内在结构，才能准确而完整地把握我们民族思想内核的特征。
忧患意识，主要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特点，但又不是儒家所独有。
法家行专制，墨家讲兼爱，道家任自然，但都渗透着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忧患。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忧患不已？这不能归之于某一学派，而要从更深的历史层面上找原因。
首先，这种忧患意识，与中国人自古以来从事的农业生产和封闭的小农经济有关。
农业生产不需要冒险玩命，然而生产周期长，须得时时小心照料，不误农时，预先将全生产过程细心筹划，环环相扣地去促成那最后的收获，否则就可能终年辛劳而亏于一旦。
这不能不叫中国人时时担忧秋收会不会落空，也不得不担忧如果一季落空将何以为生，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谋生的能力（这称之为“背井离乡”
），也不像希腊人那样具有冒险精神。
他们只有预先节俭，以防不虞，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这形成了中国人闻名于世的勤俭节约的美德。
中国历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无不将大量心血倾注在农业的振兴上。
“周公曰：呜呼！
君子所其无逸。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呜呼！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84]皇帝每年都要举行“亲事稼穑”
的仪式，开春时须皇帝亲自犁田破土，全国才一齐开始春耕。
更重要的，皇帝还起着领导兴修水利、对付水患的作用。
大禹治水不必说了，战国时代的都江堰、郑国渠，汉代的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一系列灌溉系统，都是国家组织民工修建的。
最典型的当然要算影响整个中原农业生产的黄河治理工程了。
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卒数万堵塞黄河决口，武帝亲自巡视工地，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
。
恩格斯在讲到亚洲社会时说：“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85]马克思也指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中央政府如果忽视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
，而使大片地区变得“荒芜不毛”
。
[86]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敬天保民”
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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