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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于作为“农业的命脉”
的水的忧患，可看作“忧患意识”
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世界上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文明古国不只是中国，为什么却只有中国人表现出这种意识形态特点呢？这就必须具体考察中国独特的社会关系。
在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奴隶对生产的成败漠不关心，也就谈不上什么“忧患”
。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形成并未炸毁原始血缘关系的纽带，反而将之发展为一整套宗法政治组织形式。
统治者对于在征战中臣服于己的其他部族并没有从社会结构上予以彻底破坏，而是利用原有的结构来对他们进行奴役和控制。
正是在这些被征服部族本身的小农经济和宗法组织的分散性上，统治者才得以维持自己长久而稳固的专制统治。
从被统治者来看，中国的农民即使处于无人身自由的地位，通常对农业的收成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因而不能不忧患在心；从统治者来看，恰好由于他们历来不是单凭军事武力和法律的“强控制”
来维持偌大帝国的长治久安，而是依赖由传统中继承而来的德治、礼治的“软控制”
来统治的[87]，因而也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忧患，不知道那随时可能被突破的“软性”
的礼法规范是否还在起作用。
忧患意识绝不是进取的意识形态，而是对过去某种旧秩序的维护和担忧，是对“乱”
的忧患和对“治”
的祈求。
乱和治的标准则是看礼乐秩序是否得到恢复，一旦礼崩乐坏，道德不存，任何一种军事实力都不足以维持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因为甚至军队的组织原则也仍然是以宗法制度的原则为基础的，打破这一基础必将导致军阀混战。
《诗经·大雅》说：“民各有心”
“民之多辟”
，分散在如此广大地域内的人民很容易产生异心和邪辟，而土地的广大又导致边防线的绵长，军事武力主要用来对付异族入侵，更不可能对内有及时而有效的镇压。
因此，历来统治者要想巩固皇基，都十分注意收拾民心，体察民情，标榜德政。
他们虽自命为“天子”
，是“天命所钟”
，但根据历代帝王的经验，他们也知道天命未必靠得住，如果自己不行德政，很可能会被天所弃。
“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88]，为君之难，必须自己谨慎，不可稍有懈怠，不能躺在“天命”
上高枕无忧。
为了继承传统，躬行德政，中国历代统治者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士”
和“儒生”
）的作用。
这些知识分子知书达礼，懂得历史和典籍，唯有他们可以把传统宗法式的政教一代一代贯彻下去；而作为帝王与百姓之间的中介，中国知识分子也集中体现了从上至下无不沉浸于其中的忧患意识。
他们把这种意识扩大为一种对人生的反思，乃至一种人生哲学。
中国儒生的理想人格在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得到了最高体现：不仅是群体之忧乐高于个体之忧乐（群体意识），而且是忧先于乐（忧患意识）。
《易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是真切体会到了代表儒家文化源流的周易哲学的深层心理意识的。
作《易》者为什么忧患，就因为他作为一家之长、一国之君，对于他所领导的、和自己有着血肉联系的群体，以及对这个群体的共同祖先，负有神圣的责任。
这种对群体的责任心和义务感是整个中华民族从天子到庶人共通的一般社会心理，哪怕是一个丫鬟、一个妓女，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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