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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
,是怎样因为“不得”
和“务必”
,成了不可逃避的道德义务和不可违逆的社会法则——方之时所规定的适应限度,方之地所界定的适合限度,方之向所指定的适宜限度,本来只是自然外界的四围六合,却被人为地内化为心的限度,无论圣人在天地之间,还是俗人在咫尺之内,这些内外限度,都一样是人的桎梏,都一样是人的镣铐和枷锁,都一样是老子《道德经·七十三章》所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在《庄子》中,黄帝或许算得上是最乐于也最善于作天下游的一位圣人,他以无为治天下,用的主要方法,就是周游天下。
然而,既然是周游,且周游于天下,就有最终的边界和范围;既然是为治天下而游天下,就有既定的目标与任务,与孔子周游列国一样,黄帝周游天下也不过是游必有方。
黄帝和孔子,《庄子》几乎总是以这样两位圣人分别对应圣治与文明。
庄子似乎刻意要用这样一对令人尊敬的道德意象,一方面表达他对人间世的最大善意,一方面隐喻他对人间世的哲学批判,这种善意和批判,也集中体现在他对“游必有方”
的哲学态度上。
黄帝的圣治和孔子的文明,以哲学而观,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手段,都是游必有方——将外在的游必有方之方,人为地内置为游必有方之必。
这样的圣治与文明,以庄子哲学而观,可谓百害而无一益——一方面是外部强加的道德法令,一方面是内心强迫的恐惧宿命,这两种人为强制的游方之命,与遵循天然法则的人的性命,两相冲突,而天然性命在人间世的智知机巧面前,几乎总是处于劣势,正如《庄子·天下第三十三》所悲叹的那样——
天下之治研究治理天下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己见为不可加无以复加,终极真理矣。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
人间世就是这样,各种智慧知识,无不为一己私欲而自以为是,其实都是画地为牢的方术——一方面,“不该兼备不遍周遍,普遍”
,“寡能备于具备天地之美,称与之相称神明之容”
;一方面,“一曲偏僻之士”
,“以绳墨自矫纠正”
,美其名曰游必有方。
“游必有方”
本为儒家之说,并非百家方术的共同主张,但百家方术的结果一定都是游必有方;绳墨自矫尽管只是墨家矫枉过正的极端方术,但百家方术无一不是绳墨自矫,即便老子和庄子的方术也不例外。
作为一种哲学洞见,庄子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地看到:百家方术与圣治文明互为表里,百家方术为圣治,圣治不过一方术,归根结底,以方术为圣治的天下文明,无非是天生之民在人间世的圣治樊笼,或者准确地说,圣治下的人间世,其实是囚禁天性之人的天下樊笼。
可见,庄子对人间世的哲学批判,既是政治哲学批判,也是道德哲学批判,更是自然哲学批判,以如此深刻而全面的哲学批判观而观天下之人——以外物为樊笼的俗人,以天下为四方的圣人,以天地为六合的至人,以宇宙为虚空的神人——其实同在天下之笼中,彼此之间,并无智愚之分,更无贵贱之别;换言之,人间世这个圣治樊笼,无论治人者还是人治者,无论俗人、圣人、至人、神人,乃至天人,无人可以豁免,无人可以超脱。
由是观之,此前所见黄帝或游山玩水,或放逸山水,或问道山水;牧马童子或游于襄城之野,或游于六合之内,或游于六合之外,前者迷途,后者指路,无论前者后者,都一样是在有限的方域之中,且作步履维艰的笼中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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