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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
，是怎样因为“不得”
和“务必”
，成了不可逃避的道德义务和不可违逆的社会法则——方之时所规定的适应限度，方之地所界定的适合限度，方之向所指定的适宜限度，本来只是自然外界的四围六合，却被人为地内化为心的限度，无论圣人在天地之间，还是俗人在咫尺之内，这些内外限度，都一样是人的桎梏，都一样是人的镣铐和枷锁，都一样是老子《道德经·七十三章》所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在《庄子》中，黄帝或许算得上是最乐于也最善于作天下游的一位圣人，他以无为治天下，用的主要方法，就是周游天下。
然而，既然是周游，且周游于天下，就有最终的边界和范围；既然是为治天下而游天下，就有既定的目标与任务，与孔子周游列国一样，黄帝周游天下也不过是游必有方。
黄帝和孔子，《庄子》几乎总是以这样两位圣人分别对应圣治与文明。
庄子似乎刻意要用这样一对令人尊敬的道德意象，一方面表达他对人间世的最大善意，一方面隐喻他对人间世的哲学批判，这种善意和批判，也集中体现在他对“游必有方”
的哲学态度上。
黄帝的圣治和孔子的文明，以哲学而观，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手段，都是游必有方——将外在的游必有方之方，人为地内置为游必有方之必。
这样的圣治与文明，以庄子哲学而观，可谓百害而无一益——一方面是外部强加的道德法令，一方面是内心强迫的恐惧宿命，这两种人为强制的游方之命，与遵循天然法则的人的性命，两相冲突，而天然性命在人间世的智知机巧面前，几乎总是处于劣势，正如《庄子·天下第三十三》所悲叹的那样——
天下之治研究治理天下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己见为不可加无以复加，终极真理矣。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
人间世就是这样，各种智慧知识，无不为一己私欲而自以为是，其实都是画地为牢的方术——一方面，“不该兼备不遍周遍，普遍”
，“寡能备于具备天地之美，称与之相称神明之容”
；一方面，“一曲偏僻之士”
，“以绳墨自矫纠正”
，美其名曰游必有方。
“游必有方”
本为儒家之说，并非百家方术的共同主张，但百家方术的结果一定都是游必有方；绳墨自矫尽管只是墨家矫枉过正的极端方术，但百家方术无一不是绳墨自矫，即便老子和庄子的方术也不例外。
作为一种哲学洞见，庄子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地看到：百家方术与圣治文明互为表里，百家方术为圣治，圣治不过一方术，归根结底，以方术为圣治的天下文明，无非是天生之民在人间世的圣治樊笼，或者准确地说，圣治下的人间世，其实是囚禁天性之人的天下樊笼。
可见，庄子对人间世的哲学批判，既是政治哲学批判，也是道德哲学批判，更是自然哲学批判，以如此深刻而全面的哲学批判观而观天下之人——以外物为樊笼的俗人，以天下为四方的圣人，以天地为六合的至人，以宇宙为虚空的神人——其实同在天下之笼中，彼此之间，并无智愚之分，更无贵贱之别；换言之，人间世这个圣治樊笼，无论治人者还是人治者，无论俗人、圣人、至人、神人，乃至天人，无人可以豁免，无人可以超脱。
由是观之，此前所见黄帝或游山玩水，或放逸山水，或问道山水；牧马童子或游于襄城之野，或游于六合之内，或游于六合之外，前者迷途，后者指路，无论前者后者，都一样是在有限的方域之中，且作步履维艰的笼中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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