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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组成了投罗斯福票的摩根少数派。
事实是，莱芬韦尔对李普曼表白说：“我无法为一个绝望的人投票，这个人希望继续以绝望的措施来补救绝望的形势。”
（20）再说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罗斯福将成为一个敌人。
温文尔雅的罗斯福严厉责备胡佛花钱大手大脚，而他则提倡预算平衡。
他看上去平淡，不那么大胆。
莱芬韦尔对罗斯福有点倚老卖老，称他为“一个面带可爱笑容、举止文雅、和蔼和有善意的家伙。”
（21）
从社交角度来讲，罗斯福远比胡佛更合乎摩根的标准。
莱芬韦尔在财政部工作时就认识罗斯福，那时他在海军部工作。
莱芬韦尔兴奋地为摩根建富的维维安·史密斯列出罗斯福的名门身世。
他提到罗斯福在格罗顿和哈佛受过教育，在哈得逊河成长，祖先是很早就移居纽约的荷兰移民，以及他曾就业于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公司——该公司曾在反托拉斯案件中为公司客户作辩护。
他最后讽刺地说：“按照胡佛这个外国采矿工程师的标准，具有上述背景的这个人将危及美国各家公司企业。”
（22）拉蒙特也认识罗斯福，他曾租用过罗斯福在东六十五街的房子。
在宣誓就职前，他给罗斯福打了电话，并匆匆草就了几封给亲爱的“弗兰克”
的信。
如果在政府交替的冬季预示了将来的良好关系，那么同时也有一些具有警告性的迹象。
1932年夏末，莱芬韦尔和罗斯福交换过一次意见，这件小事预示着日后巨大的冲突。
8月间，莱芬韦尔给“弗兰克”
写了封信，嘲笑卡特·格拉斯正在努力推进的银行改革。
在这封信里，他试图用一种具有同志情谊和一致看法的口吻说：“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不能用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的恶棍——不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通货紧缩和萧条。
我们也知道，在这些禁令和法规下，到头来谁也不会有多大发展。”
（23）罗斯福不但没有迎合莱芬韦尔，反而对他大泼冷水：“我希望银行家能向我承认，在1927至1929年期间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并能看到银行家们现在全心全意地支持防止这种状况重演的措施。
难道银行家们就看不到他们在这一进程中自身的利益吗？”
（24）摩根财团看不到它在这一进程中的利益，这是摩根的悲剧。
公众要求有人为了1929年发生的事道歉，银行家们不愿承担这个责任。
莱芬韦尔告诉罗斯福：“银行家们实际上不能对1927到1929年间发生的事情负责，有责任的是政治家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银行家要做虚假的认罪呢？”
（25）然而，由于莱芬韦尔十分厌恶胡佛的关税、孤立主义和赔款政策，他还是十分乐意地投了罗斯福一票。
摩根银行为了给莱芬韦尔在财政部弄到一个位子而进行活动，这也被视为罗斯福金融政策是否健全的试金石。
一切迹象都令人鼓舞，蒙塔古·诺曼告诉拉蒙特：“我要等着听到莱芬韦尔入选的消息后，才能愉快地休息。”
（26）当卡特·格拉斯参议员被问及关于再次担任财政部长职务一事时，他说他将雇用两个摩根的人和过去的副手：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
（27）沃尔特·李普曼也加入了这个“乐队”
。
但罗斯福向后退缩：“我们就是不能和23号绑在一起。”
（28）这个缩写表露了一种对摩根银行不利的意向。
尽管没有得到财政部的职位，莱芬韦尔仍继续是罗斯福所信任的朋友和顾问；由于他部分地支持政府，他又被华尔街看作“不肖之徒”
。
打掉莱芬韦尔试探气球的可能是费迪南德·佩科拉——来自纽约的53岁的前地区检察官助理。
佩科拉在1933年1月接管了参议院对华尔街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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