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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抽短粗的雪茄烟,总是衣袖高卷。
具有顽强意志的佩科拉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听证会陷于僵局。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态度非常微妙,不偏不倚,其实都是害怕两党大亨的名字在听证会上出现。
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保持沉默。
有佩科拉作律师,听证会获得了一种新的、无法抗拒的势头。
这些听证会提供了一部股票市场崩溃的秘史,一个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报告,并使一代银行家因此名声扫地。
从那时起,银行家们就被称为“银行强盗”
。
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佩科拉就已经将调查的注意力集中于国民城市银行,揭露了它的一些著名银行家的利欲熏心的面貌,特别是该银行的负责人查尔斯·米切尔——一个“黑色星期四”
抢救队的成员。
通过佩科拉,公众得到了对银行家们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他们在“保护公众”
的幌子下算计公众。
佩科拉揭露,摩根为了保持国民城市银行与谷物交易银行的合并而提供的1200万美元贷款,已经超过了摩根净资产的5%,使得银行蒙受了重大损失。
同时还揭露,为了缓和国民城市银行在大崩溃中的损失,100个高级官员从一个特殊士气贷款基金会借了240万美元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后来并未归还。
佩科拉还研究了国民城市银行的业务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国民城市银行的1900多个推销员将大量风险很大的拉丁美洲债券推销给大众。
被揭示出的事实还有,就在向投资者兜售巴西、秘鲁、智利和古巴债券的同时,该银行已经有了有关这些国家问题的内部报告。
就在银行的审查人员批评了其母公司银行的糖业贷款之后,该银行的证券分支机构把这笔贷款以证券的形式卖给了投资者。
这是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其证券分支机构将坏贷款塞出去的一个例子。
佩科拉还举了宾夕法尼亚波茨维尔的埃德加·布朗作为例子,国民城市银行的推销员使他处于“一个面对维也纳、德国、秘鲁、智利、莱茵河流域、匈牙利和爱尔兰政府债券的令人迷惑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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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所谓的“黑色星期四”
“英雄”
是大通银行的艾伯特·威金。
威金是一个玩扑克的教士的儿子,在59个董事会中有席位,他被揭露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人。
在1929年的6个星期里,他做大通银行股票的空头,赚了几百万美元,而支持这一投机活动的就是从大通银行本身借的800万美元贷款。
为了锦上添花,威金还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证券公司,以逃避联邦税。
大通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的情况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储蓄和投机之间的传统区别已不复存在,而这区别正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试图恢复的。
佩科拉的发现掀起了“反对华尔街”
的怒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否决了对莱芬韦尔的任命。
随着对听证会的关注,不论是在农场、办公室,还是在领汤的队列里或胡佛村中,人们开始确信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被人坑骗了。
往日的一些“神”
不过是一帮贪婪的小鬼。
即使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人也对听证会的这种形势大为震惊。
蒙大拿的伯顿·惠勒说:“恢复人们对银行信心的最好办法,是把这些欺诈的银行总裁从银行驱逐出去,用我们在奥·开彭不付所得税时的办法来对待他们。”
连摩根的好朋友卡特·格拉斯也恶劣地开玩笑说:“我的州里有一个银行家试图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结果人们对他处以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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