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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奇地发现，在我内心深处今天是这种感情，明天却是另一种感情，它们通常都跟吉尔贝特有关，不是由这种对她的希望，就是由那种对她的惧怕引起的。
跟我心目中的吉尔贝特相比，我得承认，另一个吉尔贝特，那个真实的吉尔贝特也许是全然不同的，她不会理会我是否为她感到遗憾，她大概根本不会想到我，不仅远远不如我想她想得那么多，而且比我臆想中的她想得还要少——当我独自一人面对想象中的吉尔贝特，我总会假想她在想念我，总会探究她对我的真实情感，幻想她一直有意于我。
有时，忧伤虽说程度在减轻，却始终没法儿从心头排遣开去，在这种时候，应该对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一种忧伤起因于对她不停地思念，另一种则是某些回忆唤起的，比如说一句伤人的话，或者收到的信里所用的某个动词。
一场爱情会带来形形色色的忧伤，对此我们留待后文再说，在此我要说的是，这两种忧伤中，第一种远远不如第二种那般痛彻肺腑。
这是因为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总体印象，始终栩栩如生地保存在心间，我们会给它蒙上光环，不失时机地美化它，因此它留下的印痕，不说是期盼的阵阵甜蜜，至少也是一种绵绵忧郁的宁静吧。
（还应该注意到，爱情的忧伤往往因并发症而病情加重，病期拖长，久久难以痊愈，而使我们受折磨的那个人的形象，在其中没有起什么作用。
这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的起因可能微不足道，跟持续的高烧、迟迟不能康复的病情进展相比，显得并不相称。
）不过，如果说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整体印象往往反映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那么具体而微的回忆——那些刺人的话语、充满敌意的来信（从吉尔贝特那里，我只收到过一封这样的信）——却并非如此，你不禁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整个人都融入这些回忆的琐屑，有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意味，跟我们平时对她的总体感觉大不相同。
这是因为我们看信时，不会像凝神望着心上人那样胸中充满宁静而忧郁的惋惜之情；我们按捺不住心头的骚乱，急于知晓到底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不幸要降临到我们身上。
这种回忆唤起的忧伤，成因自有不同；它来自外部，沿着一条最折磨人的路径抵达我们的心灵。
我们以为心爱的女友的形象向来如此，一直没变，其实这个形象是经过我们一再更新的。
残酷的回忆则早于这个更新的形象，它属于另一个时代，见证了令人不堪回首的往昔，如今这样的见证已经是少而又少了。
这个往昔依然存在，但我们却似乎在心头抹去了它的痕迹，用一个美好无比的时代、一个人人相亲相爱的天堂取代了它，而这些回忆，这些信，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使我们的心痛楚地揪紧，感觉到我们日复一日怀在心里的那种缺乏理智的希望，离现实有多么遥远。
这并不是说现实就该永远不变，尽管有时候情况确实如此。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我们没想再见到她们，而对我们并非故意的冷淡，她们也自然而然地报以同样的冷淡。
不过，由于我们不爱她们，我们便不会去在意已经有几年不见她们了，而且在论证彼此不相见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时，我们会忽略这个反例，正如相信预感的人会忽略预感没有实现的实例一样。
但是，彼此不相见毕竟是会有效果的。
总有一天，重见我们的欲望、兴趣会在此刻无视我们存在的那颗心中重新萌生。
只是得要有时间。
而我们对时间的需求，正如心对改变的需求一样过分。
首先，时间恰恰是我们最不愿付出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受的折磨已经够残酷了，我们急于看到它快点结束。
其次，另一颗心改变所需要的时间，我们的心也会用来改变它自己，所以在我们原定的目标眼看要实现之际，它很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
不过，说目标会实现也好，说只有通过等待才能得到幸福（这时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幸福）也好，虽然都说得没错，但都只说对了一半。
幸福总是在我们已经对它无所谓的时候来临的。
正是这种漠然的态度，才使我们变得不那么苛求，才使我们相信它当初应该会让我们欣喜若狂的（其实当时我们说不定觉得它很不圆满）。
一个人对于自己并不关心的事情，是不会苛求，是缺乏判断力的。
我们所不爱的人的言笑盈盈，相对于我们的冷漠而言可能已经是过分了，但对我们的爱情而言，却也许还是远远不够的。
温柔的话语、约会的提议，我们如今想到的只是它们可以带来多少欢乐，而不是我们当初是怎样急于看到下文，以及这种猴急是怎样说不定毁了一切的。
因此，当我们已经无法享受它，当我们已经不爱时才姗姗来迟的幸福，究竟是否就是我们曾为得不到它而痛心疾首的那同一个幸福，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那就是当时的那个我们；那个我们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即使那个我们还能回转，幸福——无论是不是那同一个幸福——大概也会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我一边等着看一个梦（尽管后来我对它也不在意了）里的事情是否真会发生，一边想入非非，就像当初刚认识吉尔贝特时那样，想象她当面或在信里请求我原谅，向我表白她只爱过我一个人，执意要嫁给我，一幕幕缠绵的场景相继浮现在我眼前，吉尔贝特和那个年轻男子的形象，由于得不到养料的补给，终于在脑海中渐渐淡出了。
要不是做了一个梦，我那时也许就会到斯万夫人府上去了，在梦里，一个朋友（我认不出是谁）对我背信弃义，还把我也看成那样的人。
梦中痛苦不堪的我猝然醒来，只觉得痛苦依旧，我努力回想梦中见到的这个朋友到底是谁，他有个西班牙名字，可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着手释梦，同时扮演约瑟和法老的角色[163]。
我知道有许多梦里人的外貌是不足信的，那是可以伪装，甚至可以把脸换掉的，就像不学无术的考古学家在修复大教堂残缺的圣像时，把一尊圣像的头安在了另一尊的身体上，而且连它们的特征和名字也弄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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