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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传统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质是很明显的。
对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活跃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作家来说，在叙事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明确表达自己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好恶，乃是非常流行的做法。
随意中断叙事，或对社会、文化、宗教、道德、政治问题发表滔滔宏论；或来上一小段格言警句般的说教；或对书中人物及事件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书中人物的嘴间接贩卖作家本人的主张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传统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直接受其社会政治、宗教、道德观念的主导，这直接导致“观念统摄型”
的宏大叙事。
由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统摄的传统文学，显然具有鲜明的“依存性”
。
这种“依存性”
被意识形态劝诱引导而成为某种习惯性生存姿态的时候，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
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取消了。
基于这样的文学语境，从作为伦理学附庸的地位中解脱出来，乃是历史赋予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作为19世纪末叶西方文坛上的文学主潮，自然主义被很多人看作为找到文学能赖以避开棘手的伦理选择这样一种结构所做的斗争。
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小说的目的和方法同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等量齐观。
科学当然是没有认识的禁区可言的，因此他认为小说家可以触及任何题材——即使是最猥亵的题材，也不存在道德上被申斥为“**书”
的理由。
“善与恶，就像硫酸、食糖一样，都是一种产品”
，因此，在泰纳的表述中，作家、艺术家常被比作植物学家或解剖学家，他们应该像科学家研究动、植物的机体一样研究人的肉体和心理。
也就是说，伦理的态度或立场并非文学家的职业态度或立场。
而左拉在为自己的小说辩护时也称：“在科学领域，对伤风败俗的指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否有伤风化，我承认自己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让这部小说多少变得清白些。”
于斯曼在界定自然主义时说得更为透彻：“艺术同贞洁与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所谓下流的小说就是写得糟糕的小说。
……写真实即是写道德。”
自然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对文学的统摄和控制，反对文学沦为现实政治、道德、宗教的工具。
这表明，在捍卫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方面，与同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一样，自然主义作家与唯美主义者也是站在一起的。
基于某种坚实的哲学—人学信念，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在诗学、创作方法、实际创作各方面均有着系统建构和独特建树的文学思潮。
相比之下，作为一种仅仅在诗学某个侧面有所发挥的理论形态，唯美主义自身并不具备构成一个文学思潮存在的诸多具体要素。
质言之，唯美主义只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应时而生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形态。
这种文学观念形态因为是“一般意义上的”
，所以其牵涉面必然很广。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19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反传统的“先锋”
作家——不管是自然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还是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都称为是广义上的唯美主义者。
广义的“唯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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