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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标准。
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
李鸿章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用；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
对于所谓“名儒”
与“名臣”
，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
，却不许“学样”
，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
之累。
况且以这样的“名儒”
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
自居，“妄自尊大”
。
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
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名臣”
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当那种“道德楷模”
。
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
，李鸿章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
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
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
，“弥缝偷安……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
这是很准确的。
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
在签订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拼死相争，一切以保官固宠为转移。
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
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
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
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
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你丧失了价值，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李鸿章对待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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