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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直接参与。
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
，公开申明立场。
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
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
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加以保护。
因为李鸿章了解到日、美、英诸国支持维新派，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
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以立足。
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
朝廷指令李鸿章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
为由，建议稍缓进行。
而在慈禧面前，李鸿章则极力贬斥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李鸿章就这样“脚踩两只船”
，运用两面手法保全自己，预留后路。
后来，李鸿章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严厉打击，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
可见，李鸿章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深刻的根源。
其一，李鸿章是儒学“活学活用”
的典范。
在他看来，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
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人生体验，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
，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
其二，李鸿章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
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晚清。
这三个时代分别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
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
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
，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
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
。
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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